【“老啃族”对农村的物质供给和赡养，很大程度上是在为缺位的公共财政承担责任、行使职责。换言之，这些由农民子女还的“债”，其实部分是公共财政欠下来的。】

　　春节刚过，《南风窗》一则“重压下的城市‘老啃族’”新闻在网络上引起了许多人共鸣。

　　“老啃族”，准确描述着如今众多出身农村的“80后”年轻人的生活状态。背负着历史对父母的亏欠、农村“泛家族关系”带来的沉重人情负担，他们犹如生活在一个漩涡当中，长时间被动打转，很难爬上来，却容易沉下去。在城市的孩子努力去供给在农村的家庭，这几乎就是城市“反哺”农村的唯一形式，然而实质上，这还是农村的“自哺”。

　　“老啃族”与“啃老族”是一组相对又相关的词汇。当掌握现代网络话语权的年轻一代在讨论“啃老族”时，必然会有一些人超然事外却又心态复杂，例如刚刚在城市立足甚至未及立足的“老啃族”们。

　　“老啃族”有着城里人未经历的故事和难以理解的心结。他们通过上大学、打工等方式脱离农村、进入城市生活轨道，他们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过程，并不是一段充满玫瑰色想象的浪漫历程，相反，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那是沉重的往事：为了供子女上大学，贫苦的农民父母穷尽一生积蓄，东借西挪，或者举家族之力才勉强凑足学费，甚至被迫做出其他牺牲，比如适龄的兄弟姐妹放弃上学，外出打工为家庭分担经济负担。当寄托着家庭甚至家族希望的大学生们毕业并在城市工作后，自觉或不自觉地面临向家庭“还债”的问题。

　　基于深厚的传统文化，这种“还债”和反哺，往往首先是道义上的，然后才是法律、契约意义上的。它充满了温情和道德感，以致年轻人很难理性地正视，遑论有“忘恩负义”之嫌的拒绝。

　　面临家庭的求助，有经济能力的“老啃族”大多会变本加厉地还债，可是财务状况欠佳的则会面临两难。正如新闻中所言，他们的选择，往往难以得到家族的理解，甚至会遭受负面的道德评价。

　　可是，这个沉重的道德和经济负担，其实不应该完全由“老啃族”、这些并不算强大的个体来承担。往往被忽视的是，承担这个责任的主体，其实还有国家公共财政和社会。

　　“老啃”现象存在已久。毋庸讳言，长期以来，“老啃族”对农村的物质供给和赡养，很大程度上是在为缺位的公共财政承担责任、行使职责。换言之，这些由农民子女还的“债”，其实部分是公共财政欠下来的。只不过，它不为人所察或被有意漠视。

　　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和农村是贫穷代名词。国家通过农业税和工农产品“剪刀差”等形式服务工业和城市，许多农村却陷入凋敝。改革开放后，农民收入有了增长，但并没有享受与市民同等待遇，城乡收入差距仍在扩大。至于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也曾长期没有顾及农民。

　　当城市老人享受由公共财政兜底买单的退休金、社保时，农村里年迈的父母们，要么仍和他们长辈一样，按世代流传下来的传统由子女赡养，要么把求助的手伸向远在城市谋生的子女们。只有极少数孤寡的农村老人，才可能享受到公共养老院的供养。

　　当然，如今，情况正在好转。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本月上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央财政还将对中西部等地区给予更多补助。 农村长期存在的“负福利”等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决，但是，随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老啃”现象应有望得到逐步缓解。

　　今天，对于“老啃族”面临的经济和道德两难，社会应多一些理解，少一点苛责，公共财政更应承担起应负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