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是人，就离不开柴米油盐，这是一个人的自然属性之需要，是人类日常饮食之根本，既是饮食问题，那么便是民生问题。马斯洛把人类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与自我实现需求。其实，我们中国的古代文化中所阐述的“酒色财气”四个字，早已把人类的需求剖析得淋漓尽致。“财”之文化就代表了生理以及安全的需求，包括衣行住行等等生存的保障前提，也是其他需求的体现与象征或更是自我实现的结果标志；“酒”是因人类生理与精神享乐的需要而发明的，是建立在社会需求与自我享乐基础上的文化；“色”是爱与被爱的需求概括，也是社交中个体与他人交往的需要，当然，这种概括，更多的是那种男欢女爱、种族繁衍之需求；“气”之文化，把人类之尊重需求与自我价值需求都包含了。“酒色财气”不像马斯洛理论阐述的层次分明，但人类需求的复杂性，往往是在各个需求阶段又是纵横交错的，因人类是有思想的动物，而一切的痛苦又来源于思考的痛苦，一个人在处于为饮食等生存或自身安全保障的奔波忙碌时，更加会于内心向往更高层次的需求，以摆脱生存的窘境或让自己过得更为舒适与悠闲，所以我想，用“酒色财气”来形容或概括人类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需求可能更为妥当些。
　　
　　春秋时期的孔子也食人间烟火、五谷杂粮，他的理论是建立在理性的形而下的基础上的，并非是形而上的唯心理论，人的生存若受到威胁时，其自然反抗与掠夺的天性便会显露无遗。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不能避免这个现实的问题。冯梦龙说：“人生于财，死于财，荣辱于财。无钱对菊，彭泽令亦当败兴；倘孔氏绝粮而死，还称大圣人否？”孔子当年周游列国，一生穷困潦倒，我想，孔子肯定会认识到金钱与物质的重要，尽管他对学问的追求、对道德的修养、对精神的享乐不懈追求与探索，“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可见追求物质财富是人的本性所然，所不同的就是教化的功用，“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都是获得财富的原则问题。
　　
　　民生问题首先要解决的便是人类需求的第一个阶段便是生理需求问题，类如前面所讲的“财”的问题。中国从古至今，都有不同的阶级划分制度，贫富的差距由来就有，也从来没有消除过，也不可能消除，贫富的区别与差距也就一定会存在，这种差距不能超过一定的底线，否则变乱就一定避免不了，老百姓若处于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时，“安居”善且不能，更遑论“乐业”。历史上的陈胜吴广起义、李闯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及近代的秋收起义，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欧洲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也是很常见的，农民反抗地主和农奴制度，包括1358年法国的扎克雷起义，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1524年－1526年德国农民战争和1573年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农民起义。可见，一旦人类的生存底线被践踏与蹂躏后，生存的需要便会被焕发成一股燎原反抗之势，古今中外概莫能免！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以城市工业化的经济兴盛为标志，拉开了经济发展的序幕，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因耕种辛劳却收入菲薄，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向城市的人口迁徙，试图寻求解决更好生活的工作方式。于是，大量的人口迁移，导致农田荒芜，而城市的发展更趋于一时的“繁荣”了。前几年回家乡过年时，很多的左邻右舍，基本上都不认识了，听说大都迁往城里去了，我问他们，那现在的耕种怎么办？他们都说，有副业的跑副业，没副业的就跑城里打工去捞现成轻松的不好，谁还有闲心侍弄那些个土疙瘩。我们都是农民的子弟，可是我们大都也在疑惑，父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土地刨食作法，难道错了？！离开了土地，我们的子孙后代吃什么？！哪怕工业再怎么发达，人还是要吃饭的啊，不管是中国老百姓吃的五谷，还是老外常吃的洋面包，不管是副食品、肉类食物，还是洋酒洋裳，不都是从田地里的庄稼长出来的吗？！从石油里提炼的成分是不好吃的，即便能吃也会有吃完的时候，若无处去购买我们的肠胃所能消化吸收的食物，手里的票子再多，也只能是废纸一堆。所以如何发展农村经济，让庞大的中国农村人口乐于耕织，从而过上更好的日子，才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