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问做到大学校长，都是斯文人，总应该有些和光同尘的意思了吧？不幸得很，在中国这地方，什么事儿都邪行。和尚要练武术，大学校长也未必文气的，砸汽车打人的大有人在。可都不是开玩笑，确有其人。
　　
　　砸汽车的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傅斯年何许人也？胡适在北大教书的时候说“现在学生里面有人比老师学问还大”，说的就是傅斯年。
　　
　　台湾大学校长怎么会去砸汽车呢？这实际有点儿不太准确，确切地说需要作两点纠正：第一点是傅先生并不是自己去砸汽车，而是号召别人去砸汽车；第二点傅先生号召大家去砸汽车的时候，自己还不是大学校长。
　　
　　那是“五四”时期，傅斯年还是北大的一个学生，一个有学问的小“愤青”。
　　
　　“五四”时期是怎样的一个时期呢？是大学生闹事敢烧外交部长家房子的时代，钱玄同说“人过四十就该死”的时代。能和钱玄同“人过四十就该死”相提并论的振聋发聩之言就是傅斯年的“坐汽车的就该枪毙”。据说傅斯年出此言，是因为走路被旁边经过的汽车溅了泥水，于是发出这样的抗议。
　　
　　换了老萨，大约也会这样说，不过就是一句气话，几分钟以后就忘了。然而，傅先生说完之后，一边走一边想，越琢磨越觉得自己有道理。是啊，这年头坐汽车的有几个是好人啊!于是，傅先生就把这句话发表在杂志上了，而且赢得了大众的一致赞扬。大伙儿都同意，这年头，坐汽车的有几个好人啊？到“五四”运动兴起，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游行到珠市口，正演讲呢，迎面开来一辆汽车，看到人多拥挤嘀了一声喇叭。在美国嘀喇叭基本等同于骂“我X你妈”，中国倒没这个习惯，但是大家想起傅先生这句话来了：“坐汽车的就该枪毙！”
　　
　　于是，人人喊打，上去就给掀翻砸了，坐车的自然也不会平安。这场面让也在游行队伍中的一个清华学生大摇其头，从此一生反对激烈行为。
　　
　　这个人就是梁实秋。梁先生一生绵软，甚至过于绵软，但是他评价这种砸汽车行为的话，倒也值得收录下来—“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种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了。在这种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说起来，学生们砸汽车，傅先生不免有教唆之罪。人家都说傅先生学问好，却不知道这种砸汽车的性格贯穿先生的始终，到晚年不变。抗战胜利，北平光复，大家推选傅先生当北大校长，傅先生坚决不干，说北大校长只有胡适才能干。不过他坚决要求当一段时间的代理校长。
　　
　　这个看似莫名其妙的主张其实自有道理。傅斯年做代理校长，只为了做一件事。抗战期间北大有很多教授留在沦陷区，颇有些人加入了日本人开办的“伪北大”。傅斯年知道胡适这个人性格温和，恐怕不能下决心惩戒他们。于是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把这些人全部开除，无论多大的名气、多高的学问一律不客气，铁面无私。傅先生说，自己是帮胡适清理门户。
　　
　　后来傅先生去了台湾办台大，只办了不到两年就病死了，办得如何呢？他的学生刘绍鸣借用小说说起了傅先生：“傅校长，虽然我在大洋这边的美国也拿了个什么博士，但我最骄傲的，还是杜鹃花城的那个学位。”
　　
　　杜鹃花城，也只有那时候，我才知道台大的地址还是很浪漫的。要说大学校长砸汽车，未免有点儿牵强，因为傅先生的校长是后来当上的。
　　
　　然而，就在真正的校长中间，也不乏这样的“二杆子”。比如，要打学生，此人就是北大校长蔡元培。
　　
　　看老萨写到蔡元培先生打人，估计一帮北大的师伯师叔（萨爹是北大的，所以就算是刚进北大的学生咱恐怕也得捏着鼻子尊一声“师叔”）已经把拳头攥起来了，蔡先生何等温文尔雅的人物，怎么会打人？你这不是造谣吗？
　　
　　蔡先生何许人也？毛泽东都要尊称一声“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起自蔡先生，至今长盛不衰。先生遗爱北大，人皆感之。造蔡先生的谣，你不想活了吗？这个……那个……谁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蔡先生要打人，是有记录的，并非捏造。好，那你小子说，蔡先生究竟要打谁了？
　　
　　蔡先生要打的—就是你们这帮人—没错，蔡先生要打的，就是他北大的学生。
　　
　　蒋梦麟先生在《西潮》里面写道—“你们这班懦夫！”他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地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要不是蒋明确写了，实不敢相信这是温文尔雅的蔡先生干出来的事情。
　　
　　看，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要打架都“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多文明啊!这是1922年的事情，蔡元培先生已经54岁了，干吗要跟学生拼老命呢？竟然是为了收讲义费。上学收书本费或者教材费，这天经地义的事情，蔡先生至于如此愤怒吗？把老实人逼到这份儿上，说起来是北大的学生太过分了。原来，“五四”运动之后，挟爱国胜利之余威，北大的学生组织力量十分强大，因此学生的许多事情学校不能干涉。这本来是学生自治的一大成就，使北大思想越发活跃。然而，物极必反，既然无人管束，学生们中有毛猴子倾向的家伙也逐渐翘起了尾巴。于是，人们形容当时的北大：“你爱上课，可以，你不爱上课，也可以，你爱上你爱上的课而不上你不爱上的课，更是天经地义的可以！总之，一切随意。”蔡先生自由办校，不在乎，反正先生都是好的，你来听几节课，就有收获。
　　
　　然而到了后来学生们越发放肆起来，宿舍是自行分配，甚至可以住家里亲眷，学校也不能过问，这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再后来，学生代替学校决定聘任或者解聘教员。如果某位教员主张考试严格，学生马上罢课教训之。这学校恐怕搁谁都有点儿要办不下去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讲义费风波。
　　
　　所谓讲义费风波，指的是1922年10月北大学生拒绝缴纳讲义费引发的风波。按说，学校这费用收得毫无问题。印讲义的钱不是白来的，收学生的也只是工本费，而且你有本领可以不要吗？比如汪曾祺那样老师说不考试也可以的。但是大多数学生认为，应该是既不交钱，还要给讲义。
　　
　　这就不像话了，蔡先生自然不同意。而学生就此闹起事来，对代总务长沈士远进行围攻，学校里到处贴满谩骂沈士远的条子，更有人高呼：“打倒沈士远！”沈士远吓跑了，学生们接着去校长室，蔡元培苦口婆心讲了一天，总算让学生们暂时回去了。第二天来校长室一看外面，好么，来了好几百号人，领头的是山东好汉冯省三，大喊“我们打进（校长室）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事解决了！”“到会计科把讲义券烧了！”群情激奋，喊声如雷，危机一触即发。
　　
　　别以为北大学生是文的，其实北大学生动起手来比谁都不弱，当年建有北大学生军，总教官白雄远，孙中山到北京的时候，就是北大学生军担任警卫。人称“戎装整齐，军旗招展，帽徽上镶‘北大’二字，阵营煞是威风”。中山先生曾对汪精卫说：“想不到蔡元培人在海外，却留下了一支威武之师啊！”
　　
　　问题是现在学生可不是打军阀或者打帝国主义，而是打校长来了啊！这个威力也很可怕。
　　
　　蔡先生终于被激怒了。为了从北洋军阀政府那里争取办学经费，北大的教授们已经奔波得筋疲力尽了。于是，蔡先生干脆走出了校长室，对学生们喊出了“决斗”。学生们对蔡校长还是又敬又怕的，看到光着肘子冲出来的蔡先生大吃一惊，纷纷作鸟兽散。
　　
　　蔡元培对这场风潮深感恼火和痛心，他当天就写下辞呈离开北大，总务长蒋梦麟，庶务部主任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数学系主任冯祖荀（萨爹的师祖，有骨气）分别刊登启事，宣布“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北大全体职员也发布《暂时停止职务宣言》，《北京大学日刊》也于当日宣告“自明日起停止出版”，大家都与蔡校长共进退。
　　
　　你们罢课？我们还罢工呢！最终，通过胡适做工作，学生们认错了，派了代表去请蔡先生。蔡先生消了气，终于回校继续任事。只有冯省三被开除。他想回来当旁听生，找胡适，胡适说我劝你好汉做到底。
　　
　　须知北大属于“国子监”，看看大明对国子监的学生是怎么要求的？“敢有抗拒不服，撒泼皮，违反学规的，若祭酒（教授）来奏著，恁呵都不饶！全家发向烟瘴地面去……今后学规严紧，若有无籍之徒，敢有司前贴没头帖子（用马甲发帖），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发往烟瘴地面。钦此！”
　　
　　钦此？没错，这就是明太祖亲自下的谕旨，这种半文半白、杀气腾腾的玩意儿也只有朱重八写得出来了。
　　
　　冯兄，您知足吧！冯省三是鲁迅很喜欢的学生，这件事鲁迅先生曾写了《即小见大》为冯辩护，意思冯是去看热闹被连累的。不幸的是冯后来自承确是当时这样叫的，或许其时鲁先生已经不在世了，不然难免有伤颜面。
　　
　　偶尔读到另外一则小文，说的是蔡先生去世时的情景。“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蔡先生死时没有钱大体是真的，他一生的房子都是租的，以至于学生和同仁们在他70岁寿辰的时候发起为蔡先生建屋祝寿的举动。房子选在青岛，那地方蔡先生一定会很喜欢。可惜的是不久抗战爆发，房子自然没有建成，蔡先生最终还是没有住上自己的房。
　　
　　为官数十年，办校数十年，一个教授的月薪也有几百大洋钱，修宿舍、修礼堂，每年过手怎么不得千八百万的，随便手指头缝里漏一点，还不够你死七八回？你怎么就那么傻呢，我的蔡先生？

　　萨苏，本名弓云，生于北京，现居日本，著有《梦里燕赵》《北京段子》《国破山河在》《尊严不是无代价的》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