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在其长达5个多世纪的发展中，一直与明清政府关系密切，将自己的命运之索系在明清政府行进的车轮上，这虽然对晋商的产生与兴盛有很大促进作用，但当封建王朝走向最终衰落时，晋商由于失去政治依托而必然衰亡下去。

　　以被称为“第一商人”的山西票号为例，我们知道，票号创立本为解决商贾困难，但票商们很快意识到要想生意稳定发展，必须为政府为官员提供服务，寻求依靠。这就密切了票商与政府的关系。

　　以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及捻军起义为界，山西票商为清政府和官员的服务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为官吏个人服务为主，第二阶段则与清政府财政管理相连接。由于清政府大肆卖官，票商便大量支助一些人买官，这些人一旦达到目的便大多把手中公款低息或无息存入票号，票号再高利放出，从而获利。

　　另外，清政府为解决饷银以及赔款等问题，为便利、安全多求助于票号。例如：左宗堂票号从1866年11月到1881年1月，共向晋商票号借款880余万两白银。[16]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的巨额赔款也是通过晋商票号汇解的。[17]

　　庚子事变后，慈禧西逃途中得到晋商票号的大力支助，感激之余，大量官款都通过晋商票号存汇，如京饷、地方协饷、涉防经费、铁路经费、赈款、河工经费等都由山西票号汇解，一时山西票号成为清政府财政管理活动的代理机构，山西票号得到空前发展。山西票号中日升昌票号1906年14个分号共汇兑白银3222多万两，而其中官款就达白银2257多万两。 [18]山西票号被时人称为“汇通天下”。

　　然而随着清政府的瓦解，贷给清政府的大量款项也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无法收回，同时又不能和新政府建立密切联系，获取新的政治依托，这样，晋商票号的政策优势也因而丧失了，面对近代新式银行的竞争压力最终随着封建社会没落而走向了尽头。

　　第二，由于晋商本身仅只是一种封建体系下的变种，所以具有许多与生俱来的封建性、保守性、落后性的东西，从而无法适应近代剧变，最终走向衰落。

　　晋商中许多大商号总部都地处晋中一隅，在其刚兴起之时，还可利用山西的地理优势，但到清末民初时，由于商业重心的转移，商道改变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地方再作为总部，交通滞后，信息闭塞的弊端便显露出来了。

　　以票号为例，日升昌等著名的“十大票号”总部在平遥，曹家“太谷标 ”总部在太谷，乔家“在中堂”总部在祁县等，这些地方狭小偏僻、信息不灵，不能够从外界汲取足够的生存养分，无法适应新旧转换时期的经济要求，当发生变故时不能适时的做出相应的反应。当近代中国经济重心转移，上海等日益成为全国金融中心，近代新式银行兴起，旧式票号业无法与之竞争时，山西票号大多采取保守态度，无所作为。

　　光绪三十年（1906年）当时清户部尚书鹿钟霖，奉命组建大清户部银行并力主官商合办，邀请山西票号入股时，山西票号各总部却加以拒绝。[19]仍盲目迷信传统的旧式经营，而丧失了商机。当组建新式银行已成趋势，各分号纷纷要求总号组建银行，并于1908年由著名票商李宏龄，渠本翘等发起倡议组建山西票号联营的新式商业银行时，各总部却由于不了解分号已面临危机和创设新式银行的重要性，便坚决反对，致使山西票号又一次错失了发展机遇。

　　晋商的乡土观念很重，他们常以同乡或同宗为纽带发展成商帮，著名的平阳帮、泽潞帮、蒲州帮就是由同乡组织、发展起来的。这种商帮带有很大的封建封闭性，尽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内部团结，避免了内部竞争，也有利于同外部竞争，但从长远来看却不利于商业发展，带有一种浓重的行会色彩。在人员的选用上，晋商更重同乡、血缘关系，“肆牛执事，不杂以解籍人”，不利于真正广泛地吸收人才。

　　晋商中的“商伙制”或称“伙计制”即东家出钱，有本土本乡相知的贫穷者出人营运以充“伙计”，不少地方的“伙计”世代相袭而成为世袭商奴。[20]显然，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封建性束缚非但不能适应时代，反而成为晋商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此外晋商本身也有人格脆弱的一面，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思想上不自觉地带有了小农的保守性，行为中又缺少高层理论力量的支撑，他们奋斗了五个多世纪，却从来未出现一个代表他们说话的思想家，这和徽商等产生了明显的差别，他们出发点和归结点都集中在农村，他们的人生规范不自觉的融入了大量的封建色彩。

　　第三，晋商经营管理中存在的失误是造成晋商整体衰落的又一至关重要的内在因素。

　　晋商广泛采取无限责任的股份公司经营方式和总经理负责制。以票号为例，票号资本，以几家财东合资者为多，也有独资经营的。票号宣告成立后，财东便根据自己查访或听人介绍，选择能力可信任的人担任票号总经理，把票号管理全权委托给总经理，平时的业务往来及人事安排等，财东都不能随便干涉，任其经营，静待其按期做出决策报告，“苛非人力所能制止而丧失资金，财东不但不责经理失职，且加慰勉，立即补足资金，令其重振旗鼓”。

　　总号经理对分号经理也是如此，一切令其放手经营。同时利润分配上，票号采取银股，人力股分红制，凡投资者为银股，一般以白银10,000两或8,000两为一股，凡凭资历，能力顶生意者为人力股，一般经理顶人力股1—1.2股。下面伙友按资历、能力大小依次减低，最少为一厘。[21]以上这些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票号的发展，但是却存在严重弊端。

　　首先这种无限责任公司制，当资不抵债时，财东必须用家产偿还债务，大大降低了抗风险的能力。例如：介休的乾盛亨票号由于光绪八年（1880年）的一件“云南报销案”受牵连，大笔官款被收回，许多储户闻讯前来提款，而总号，分号由于周转不灵，财东只好从自家积财中支取，当时用五辆大车整整拉了一天银元宝，风波平息了，可元气却大伤。后来庚子事变时，乾盛亨数家分号被焚，损失惨重，当面临再次的挤兑时，东家只能破产，典当家产还债。[22]

　　其次，晋商经营中片面重视人的因素，例如票号中总经理负责制，一定程度上这一制度使票号前途系于一人之手，而无必要的行之有效的制约机制，再加上总号经理等对票号利润分配只“分盈不分亏”，使的一人决断失误，往往殃及整个票号。

　　1909年，当蔚泰厚分号的李宏龄等介于激烈的时局变迁，要求总号经理毛鸿翰决策，组建新式商业银行时，却因毛个人坚决不同意，而只能坐失良机。[23]再次，票号经营多有号规，但是其内容中浓厚的封建性不免抑制了号中人正常合理的生活欲望，而不利于提高其人员的经营积极性。比如：不准接眷外出，若干年归家一次等等。同时，内容中一味要求“各乘天良，尽心好事，不得懈怠偷安，恣意奢华”,重人不重法，只靠“天良”来约束人，其效力可想而知。远在千里之外的分号经理是否尽职，往往不能及时得悉，一旦卷款潜逃、伪造帐目，便无法补救。这在清末表现的更为突出，“心离思叛者，十居八九”。辛亥革命时，票号受到重大损失，就与此有关。《晋商盛衰记》载：“武汉一呼，四海响应。各票庄于此… …多携款逃归，自图安逸… …于是乃束手待毙，一败涂地矣”。

　　晋商经营往往资本小、业务量大或资本虽大却又太重信用，不作必要之抵押，这样当对方破产或恶意拖欠时，往往倒帐的风险极大。例如：太谷志诚信末期尽管其帐面上放款有白银400万两，欠款只白银200万两，但由于时局混乱，放款无法收回，所以在大规模的挤兑面前只有破产倒闭。[24]太谷曹氏在同俄茶商竞争中采取赊销茶叶给俄中小茶商，而不做抵押，结果由于对方破产或恶意拖欠，损失惨重。

　　第四，晋商晚期所滋生的“奢为贵”思想进而挥霍无度也为晋商衰落埋下了伏笔。

　　晋商中许多著名的商业或金融大集团其创业者都出身贫寒，大多以俭创业守业。例如乔家“在中堂”其创业者出身贫困，迫于生计走西口至塞外谋身，凭着勤俭，在包头经历多年的奋斗，才诞生了后来著名的“在中堂”，“复字号”。因此其后代多以极其严格的规定约束自己，以俭守业。 [25]太谷曹氏也如此，从磨豆腐起家，发展成为跨国经营集团，一度袭断对俄的茶叶经营。在其所开的当铺，帐庄大厅上常摆一小磨，并教育其家人及从业人员“勤俭起家”的道理。[26]

　　也正因为如此，晋商才能称雄商号5个多世纪。但随着业务的发展，时代的变迁，晋商中日益滋生出的“奢为贵”的思想，以票号业中的龙头日升昌为例，其后期经营主要精力集中在官款业务。由于不断与官场结交，到光绪年间，号风为之一变，无论总号分号，个个穿着华贵，趾高气昂，对小型汇兑往往一概不接。经理们往往生活腐化，出入乘轿，中饱私囊。再看蔚盛长票号也是如此，其汉口分号经理王作梅非常讲排场，他夏日所穿的绸衫专门从杭州购来，用名贵的机绸织成，家中各种珍贵的皮货如金丝猴、水獭、猞猁皮无所不有。 [27]许多商号经理财东醉心于享乐、听戏、吸食鸦片，为票号经营带来无穷后患。许多号规被打破，总号分号脱节，管理日益混乱。

　　蔚子五联号的号规记载中有这样一段话：“（近日票号）无如奢风日甚，荒情日生，在各庄竭尽心力秉公办理者固不乏人，而敷衍迁就者亦属不少，甚有堂堂接班人，或上下蒙蔽、或独自鲸吞，我联号竟有如此人，其与监守自盗何殊”。在号规中记载此事，足见“奢”风的严重程度。

　　在这一风气影响下，清末民初晋商中许多发生了蜕变，上上下下只图享乐无心经营，内部隐含着许多败亡的危机，加快了晋商衰落的速度。曾经称雄两个多世纪的旅蒙巨商 “大盛魁”就是一个典型。1924年被挤出蒙古市场后，其许多掌柜却仍不思进取，只知挥霍，中饱私囊，到1929年最终倒闭了。[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