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演愈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让我们重新审视金融资本主义的本质。当今，美国处于霸权地位，金融资本成为其维持霸权的一大工具。但是，贪婪的金融资本正不断引致美国本国的经济与社会灾难。实际上，自金融资本控制美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生活后，美国的危机就不断上演，而且愈演愈烈。金融资本主义的七宗罪：
　　
　　美国的经济越来越虚，趋于泡沫化。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随着实现劳资和谐共处的“福特模式”的推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出现了普遍的经济复苏与社会繁荣，由此“阶级革命”逐渐远离社会政治生活，改良主义成为市民社会的主导思想。然而，到了70年代，西方世界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滞胀。实体经济的停滞催生了金融资本的膨胀，而金融资本的膨胀进一步侵蚀实体经济的发展基础，加剧实体经济的停滞。如此，资本主义“陷入了似乎永无止境的经济停滞和金融膨胀的循环中”。
　　
　　这样，在“福特模式”之后，投资由制造业、运输业以及公共事业等部门向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等领域的转移，如此令美国经济日趋虚拟化。美国制造业部门所创造的利润占国内总利润率的比重从1975年的约50%下降到2005年的不足15%；与此相反，金融部门所创造的利润大幅上升，同期由15%增长到40%。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FIRE部门为大量的经济剩余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出口，经济体中的这些非生产部门雇佣了许多新的员工，同时还通过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间接刺激了需求。”
　　
　　产业资本需要稳定的经济金融环境，而金融资本厌恶稳定犹如细菌厌恶真空一般。金融持续动荡，不断破坏制造业生存与发展的环境，而金融业却愈发繁荣起来。曾几何时，美国生产的机床享誉全球，但就在上世纪80年代，其制造业被日本等国超越。今天，这个号称世界最先进的制造大国，只能满足自己对金属切割机床15％的需求。因此，美国经济空洞化日趋严重，国民经济也就越来越虚。
　　
　　贫富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在金融资本主导的社会经济里，财富持续向资本倾斜，劳动收入不断下降，财产性收入迅速增加。社会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也越来越严重。进入21世纪，美国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有620万个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还有成千上万的家庭生活在类似“贫困”的境地，4000万美国人缺少公共医疗保险。此外，有近三成就业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以下，2007年领取救济粮券者增至2600多万人，无家可归者在2000年达到350万。2006年美国官方统计的贫困人口达到3600万，占人口总数的12.2%。而实际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达7200万，占全美总人口的24.4%。美国贫困率比所有16个发达国家平均贫困率高出两倍。
　　
　　在美国，上层社会5%的人占有近60%的财产，社会底层50%的人占有不到3%的财产。财富高度集中必然影响消费，造成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说：“幸运的是，今天绝大多数的美国家庭从未面临过饥寒交迫的威胁；不幸的是，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富庶的国家里，但还是有一部分家庭挣扎在贫困线上。”
　　
　　收入悬殊差距不仅在美国全社会范围内，而且普遍存在于企业与公司内。近二三十年来，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从40∶1扩大到了357∶1。结果，美国工人的工资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不断下降。1971年美国企业工人平均工资为每小时17.6美元，至2007年平均工资下降到每小时10美元，降幅达43%。何国勇：《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前景及启示》，《南方论丛》2009年第2期。如果将通货膨胀因素考虑进去，工人的实际工资降幅更大。2008年9月雷曼公司倒闭，按其臭名昭著的“黄金降落伞”之章程规定，在剩余资产中首先要留出4亿美元作为给高管们的补偿，而广大员工和债权人则没有这么幸运。
　　
　　普通家庭负担日益沉重，愈发依靠借债度日。劳动者在首次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不断降低，同时，普通民众所分享到的财产性收入也非常有限。资料显示，占人口10%的富人持有美国股票市值的89.3%、全部债券的90%，而普通员工持股之和仅占全部股票市值的0.1%。刘海藩：《当前金融危机的原因与应对》，《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2期。因此，所谓“股东资本主义”、“人人都是资本家”其实只是一个谎言。
　　
　　收入日减，支出日增。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家庭入不敷出，要维持较为体面的生活，不得不举债，导致债务不断扩大。从1971到2007年的36年间，美国民众的消费信贷从1200亿美元激增至2.5万亿美元，增加了近20倍。这还不包含高达11.5万亿美元的住房信贷，如将两者相加，总共负债14万亿美元，比美国一年的GDP还要多，平均每个美国人负债近5万美元。当然，负债最重的还是低收入者。何国勇：《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前景及启示》，《南方论丛》2009年第2期。美国家庭债务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1983年为75%左右，2000年上升为125%；家庭债务占其税后收入的比重，1980年为60%，2000年为110%。何秉孟：《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负债增加给美国家庭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普通民众工资的40%要用于偿还住房贷款，15%要用于偿还上学贷款，11%要用于缴纳社会保障基金，15%要用于缴纳个人所得税，剩下用于日常生活消费的不足工资的19%。《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的作者迈克尔•赫德森来华访问讲演时提供的资料。入不敷出只好增加负债，如此长年累月，美国普通家庭已经被牢牢地钉死在债务的十字架上。
　　
　　负债增加另一方面却给华尔街创造了新的生财机会，由此出现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债务”成为重要的“发酵剂”。政府债务、公司债务以至普通消费者或家庭债务，成为美国的各种所谓“金融创新”或金融衍生品的基础，也是美国金融业生财的基础。如此，消费信贷急剧增长，以债务为基础的各类金融衍生品迅速膨胀。2008年，美国市场上流通的金融衍生品价值超过300万亿美元，是美国经济规模的25倍。
　　
　　金融危机、经济危机、道德危机、社会危机、霸权危机接踵而至，美国正加速衰落。华尔街金融家通过金融产品创新、金融监管规则修改、金融机构重组再造，将金融由原来一种配置资源的工具，异化为劫掠财富的手段。这些“掠食者”通过愈益复杂的金融机制，经由资产或债务证券化、金融杠杆等手段，来“制造泡沫——放大泡沫——刺破泡沫——收购和兼并”，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操作，即把一国乃至国际的资源与财富逐一掠夺、控制在他们手中，却将衰退、动荡、混乱、贫困扔给东道国，扔给世界。
　　
　　由华尔街主导的金融体系似乎已产生了一种新的、魔术般的“货币—货币”循环，在此循环中，仅用货币本身就能制造出货币来，而无需实际生产的介入。威廉•K•塔布：《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面临四大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6期。如此，金融资本的持续扩张，在美国不仅形成了包括普通投资者在内的“食利者阶级”，而且诞生了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庞大“掠食者阶级”。美国这个长期以来将自我刻画为“山巅上的国家”，如此也已成为“掠食者国家”（经济学家詹姆斯•加尔布雷斯语）。
　　
　　“掠食者”巧取豪夺，敛财没有上限，道德没有底线。职业经理们鸠占鹊巢，取代股东，经营与操纵公司财产，通过所谓经营剩余，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金融投机大师乔治•索罗斯公开指出，金融领域只有规则，没有道德。这位擅长将金融动荡与政治颠覆结合在一起的金融家强调，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
　　
　　多年来，作为“掠食者”的华尔街，其收益一直令人瞠目结舌，年终花红让诸多白领阶层眼红。美国金融资本获得比产业资本、商业资本更丰厚的利润。但是，金融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华尔街的巨额收益是“转移”来的，也就是对其他行业利润、企业利润甚至是劳动者的工资、普通投资者的投资收益的窃取或劫掠。在高薪、高收入的牵引下，社会优质资源、优秀人才不断被吸引到金融领域。金融资本主义令美国社会分化，资源配置错乱，经济风险不断积聚，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而且一次比一次猛烈。上帝若令其死亡，必先令其疯狂。正是华尔街的疯狂，使美国这一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如今被拖入“撒旦的磨坊”，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中，一次比一次更深地陷入灾难境地。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撰文认为，华尔街的“超级金融资本主义”是美国最大的敌人，强烈呼吁拯救美国。
　　
　　注：本文摘选自江涌著作《我们的好日子到头了吗？》东方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