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朝打败明朝遗臣郑氏集团（曾联合红夷荷兰人）收复台湾以后，便在台湾设立兵备道以制统驭之术，就像它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新疆）设立将军府一样。台湾真正成为近代中国领土一部分，而非封建皇朝传统势力范围的概念，是在19世纪70年代列强（包括新兴日本）屡次欲侵占之际，经过了几任海防疆吏谋略而成。
　　
　　台湾道隶属于福建巡抚，而福建巡抚常年设置衙门于福州。清末洋务大臣沈葆桢任闽浙总督、两江总督（兼任南洋船政大臣）期间，曾两次前往台湾视察（分别为时半年之久）。此时正是日本借口琉球渔民遭台湾土著杀害而派兵侵台（1874年）之后。沈葆桢说：“彼退而吾备已修，则贴耳而去，彼退而吾备遂弛，则又抵隙而来。”这里的“备”，以现代目光来看，不仅仅只指武备，而更应该指内政和内治。对此，沈葆桢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说：“台地之所谓善后，即台地之所谓创始也。善后难，以创始为善后则尤难”（沈葆桢《福建台湾奏折》）。他提出了“别建一省”、派遣一主持大局的人的建议，以“事权归一”。这是台湾在近代建省观念的肇始。他认为，按目前的状态，地方大吏如闽浙总督、福建巡抚、提督等每年轮值前往台湾巡查，不但无益于台湾军政民建设，相反，只会劳动台湾地方官吏招待供应，反成为一种扰民行为。
　　
　　沈葆桢建议“别建一省”，只是迟迟没有得到清廷的积极支持。台湾建省只在沈葆桢（1820——1879）死后六年之际，即是1886年1月（光绪十一年十二月）的事情。
　　
　　台湾历朝历代是中国大陆流民迁徙、偷渡之地，这里地处海外孤悬之岛，土著强悍，海盗也时常作为出没之地。清朝政府采取的是传统皇朝的羁縻之策，设附属官府以统驭和监督，而“事权归一”，会否使它一者坐大而成尾大不掉？它海峡的客观条件会比陆路相连的边疆朝贡夷国更为有利。台湾建省只在1885年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之后，它所具有的“水师”力量已经足以控驭台湾岛了（清政府有一个奇怪现象，在1875年之前，台湾已被迫局部对外开放，却禁止内地人民迁往台湾）。
　　
　　所谓设立监察以平衡权力和独擅性事权归一，只成为了人治封建皇朝两条两相游移不定的不二国策，它像封建皇朝传统中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样，无法走出历史的循环。
　　
　　台湾建省，成为中国行政省份之一的实践者，是1884年前往台湾督办军务的清末淮军名将刘铭传，他是一位注重务实的“创始”者，至今仍被誉为“台湾近代之父”。新疆（1884年建省）、台湾和东北（建省于更晚的1907年）三地被之前的满清（满蒙联盟）政权视为天朝天然的势力范围，由于史论者常说的历史局限性，它没有国家和人民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