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论何人，都承认19世纪最后十年中发生的甲午战败，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大事件。这是一次承前启后的大事件。
　　
　　承前者，皇（天）朝优越性、器物洋务运动观念彻底塌方。国家观念由政府代表转变为现代概念的人民代表（争民权），即国家包括全体人民，而非仅指政府，更非仅指“朕即国家”。这是甲午战败带来的趋势性的改变。这种启后性的转变，只是大势所趋，固有的清皇朝守旧势力并非包含其中。他们仍根深蒂固地停留在几千年旧观念中：国家即政府，政府即“朕”，以此为榜样，“老子就是王法”是旧官僚的常用语。这种观念，自有一系列的旧理论作为支撑，此谓老大多了使翻船。这也是后来袁世凯心腹梁士诒坦陈的：在中国，很难想象中国人会对虚渺的制度负责而不是对人的负责。——这是官僚阶层的“中国特殊”论。
　　
　　甲午战败，是人所共知的大事件，但对失败的认知却因人而异。
　　
　　甲午战败后，满清政府其实已经失去了抵抗外敌的勇气，以谈洋为荣的媚外，风行于新旧官僚阶层（不排除有口是心非者），清廷自后的对外表现也是后来“洋奴政府”称谓的来源。但要求维新变法的新兴士绅没有屈服——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首先爆发于山东的民间“灭洋”义和拳没有屈服——这股力量被道光朝以来拒外、仇外、排外的清廷所利用，而导致与清廷排外势力一体性的惨败；20世纪初纷纷出国留学、学习新知识以报效祖国的低层知识分子没有屈服；同期发生抵制美货运动的江南士绅没有屈服；民初袁世凯时期，阻止袁政府签订对日妥协条约的国人没有屈服；声势浩大、反对军阀政府丧权辱国的“五四”青年们没有屈服。这是一种饱含人民的国家意识的逐渐觉醒，甲午战败自是里程碑式的起点。这是一段不能割裂的历史过程。
　　
　　在清政府忙着到处向外屈膝、对内灭火、自称“龙头老大”的时候，其实光绪初年帮助清政府操练士兵的洋教官，已经“旁观者清”地给出了这样的断语：这些士兵只是缺少一个好的领导罢了（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一句“缺少好的领导”的断语，葬送了清末对外战争中多少无以数计士兵的性命？毁掉了多少国人几代人创造的美好家园？也成就了半殖民地、祸国殃民的“洋奴”政府。
　　
　　台湾学者张存武在《光绪三十一年中美工约风潮》中说：“民族觉醒的意义是中国人民争取国家主权的完整独立、民族地位的平等与尊严，凡是妨害这些原则的，一律加以反对。美国排华违犯此旨，所以抵制美货；清政府禁止抵制，所以反对清廷。民族独立运动每每对外与对内同时并进，就是这个缘故。”
　　
　　近年来出现了对清末民初各种“运动”诋毁的言论，如对孙中山革命、对新文化运动、对五四运动。凡此言论，都有一个对这一段历史割裂、断章取义的特点。这是旧中国曾经的一种历史常态性、反复性的不良现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由于只有权力才具有颠覆排他性特点，这种言论很显然显示出它的权力依附性的特点，因而并非是真正的独立的学术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