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相对于“打虎拍蝇”严查受贿犯罪，然而对于行贿犯罪查得少、判得轻，公职人员和党员行贿更多被追究。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中央的指示再次明确，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反腐无死角。只有疏堵治结合才能筑牢防“贿”大堤。　

“疏”就是早防范。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没有利益的输送，就不会有行贿受贿。不管是政商关系、还是政政关系的行贿受贿索贿，三者都违背了党纪国法。只有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政政关系，让商人不行贿，从政之人不受贿，在政与商、政与政之间树立起一道无形的防火墙。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查，明确了党对行贿行为零容忍的态度，不管是普通公民还是国家公职人员，向国家公职人员行贿均构成犯罪，从源头上治理行贿受贿行为。

“堵”就是建制度。行贿犯罪是一种谋利性犯罪，惩治行贿犯罪，既要受贿行贿一起查，也要追缴甚至重罚行贿者的非法所得，逐步提高行贿者的犯罪成本，才能在惩治和预防行贿犯罪中发挥应有的震慑作用。如果对行贿对象的处罚较轻甚至免追刑责，实际就是变相鼓励了行贿行为。但在不少贪腐案件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为了查处受贿者，收集行贿证据，纪委才调查行贿行为。由于纪法分开，纪委将受贿等案件移交给检察院后，是否严格追究行贿者刑责属于检察机关的职权。

“治”就是严追究。由于行贿受贿的关系，行贿的多办是商人或有想法的官员，受贿的多办是手握国家权力的公职人员。要改变以前偏重查处受贿，而对行贿处理偏轻的现象，只有行贿和受贿一同严惩，才能构筑起一道全民防“贿”的大堤，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对于主动索贿的人，就更不应手下留情，坚决要从严、从重处理。

因此，要将行贿放在与行受贿一样的地位上进行重点打击和防治，强化不敢行的震慑、不能行的笼子、不愿行的自觉，让行贿者付出其应有的代价，从而实现腐败源头上的治理。同时，也能够净化社会外部环境，构筑清正廉明的思想防线，建起一道全民防“贿”的大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