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从严治吏，对腐败行为“零容忍”，无数的腐败分子被惩处。剖析这些贪腐案例，绝大多数都牵涉到权力寻租、钱权交易，在倒台贪官的受贿背后，无不隐藏着几个、十几个、乃至于几十个行贿者的身影。

“一个巴掌拍不响”，或许是对行贿和受贿关系最好的注脚。主动行贿也是引发腐败的重要原因。近年来，跨国药企葛兰素史克行贿案的曝光，更是让人们看到了行贿犯罪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我国《刑法》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检也提出，要严厉惩处主动行贿、多次行贿、行贿数额巨大、长期“围猎”干部的行贿犯罪。

领导干部被“围猎”，不能说与对行贿追责力度不够没有关系。然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对行贿从宽的现象却比较普遍。有人在梳理薄熙来、刘铁男、刘志军等6名省部级官员案件时发现，起诉书中至少出现了28名涉嫌行贿等罪名的企业高管。而这28人仅有4人受到处理、1人被判行贿罪，现在至少还有12人在领导岗位上。  

“治国必先治吏，治吏务须从严”，官员的受贿行为自然必须重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对行贿者网开一面。破除“围猎”干部的困局，必须对行贿受贿同等对待、同样打击、同时入罪，依法严惩行贿、尤其是对主动行贿者，该适用经济处罚的适用经济处罚，该重判的要坚决重判，把行贿的“从宽”门槛提高，把“免除刑罚”的路堵死。

既不让无辜者受屈、又不让有罪者逃脱法网，才是真正的法治精神。事实上，无论是放纵受贿、还是放纵行贿，都不足以彰显公平正义。唯有对受贿和行贿都依法追责，才能从根本上破除干部被“围猎”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