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领导人，台前幕后掌握或影响政权达52年，并被部分政敌和媒体描述为“独裁者”和“家天下”。诚然，单说控权时间，李光耀比韩国朴正熙长34年，比叙利亚阿萨德长21年，比埃及穆巴拉克长20年，比也门萨利赫长19年，比伊拉克萨达姆长16年，比巴勒斯坦阿拉法特长11年，比利比亚卡扎菲长10年，甚至比古巴卡斯特罗还要长6年。但是，这些政坛常青树有哪位生前功勋卓着到强国富民并堪称楷模的地步？又有几位得以善终且收获如此令人眼花缭乱的顶级桂冠？

世无圣人，亦无完人，但不乏能人、奇人、贤人、善人乃至伟人和超人。

23日逝世的新加坡国父李光耀，自然不是圣人，也肯定不是完人，但绝对是能人、奇人和贤人，甚至是善人、伟人和超人。

一周前的一次网络恶意报丧，将生命尽头的李光耀提前送达另一个世界，虚惊一场的各界感知一个漫长的时代即将结束。当新加坡官方正式宣布李光耀撒手人寰时，全球媒体瞬间被其名字和形象刷屏，有关其生平介绍和功过评价呈雪崩之势，铺天盖地。

这种全媒体全方位的关注堪称奇观，各国政要和名流对李光耀的盖棺定论，甚至提前加冕的美誉更让所有政治家艳羡：“亚洲伟大领袖”，“世界级领导人”，“堪比丘吉尔”，“真正的历史巨人”，“伟大的战略家”，“当之无愧的新加坡之父”，“最睿智的领导人”，“为世界留下巨大印记的人”……

溢美之词过多，形成堆砌之累，概而言之无非是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外交家和国务活动家。在我看来，李光耀是一位东西合璧、精通辩证法的平衡大师，是经天纬地、驾驭世事并已出神入化的博弈巨匠。世上不乏各种能人、奇人、贤人、善人和伟人，但能集这些特点于一身的，恐怕也只有李光耀一人。若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链条看，李光耀则是全部到位的政治超人。

作为开国元勋和立国之父，没有哪位当代领袖能像李光耀这样中兴国家、内外兼修且举世称颂。李光耀好比一位着文高手，不仅有极强的爆发力，而且有过人的持久力，把毫无前途可言的弱小殖民地书写成顶级范文，且一气呵成。太多国父功败垂成，或靠后人再接再厉；太多国父功过参半，晚节不保，甚至身败名裂。如果说治理大国绝非新加坡那般简单，但上百小国、穷国又有几多“鲤鱼跳龙门”，像新加坡这样由第三世界跃升发达行列？

李光耀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领导人，台前幕后掌握或影响政权达52年，并被部分政敌和媒体描述为“独裁者”和“家天下”。诚然，单说控权时间，李光耀比韩国朴正熙长34年，比叙利亚阿萨德长21年，比埃及穆巴拉克长20年，比也门萨利赫长19年，比伊拉克萨达姆长16年，比巴勒斯坦阿拉法特长11年，比利比亚卡扎菲长10年，甚至比古巴卡斯特罗还要长6年。但是，这些政坛常青树有哪位生前功勋卓着到强国富民并堪称楷模的地步？又有几位得以善终且收获如此令人眼花缭乱的顶级桂冠？

同样主持顶层设计，规划国计民生，众多国父级统治者中也只有李光耀量体裁衣，因国制宜，创造性地把国家运行公司化，把国家建设城市化，将有限资源和人才集中优化配置，精准定位国土空间，糅合不同族群建构国家认同，恰当平衡福利与付出，实现全民就业和终身福利，并把勤政廉政与高效透明做到极致。构成国家的一切复杂元素，都成为“新加坡魔方”的有机组件，被李光耀调度、拿捏得恰到好处，给世界贡献了不同维度的“新加坡模式”，包括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生态环境、文化多元、司法文明和对外交往。

李光耀显然是位铁腕人物，对一切妨碍国家发展的力量都绝不手软，但他总体上不乱来不蛮干，而是借助司法渠道，政治较量，甚至经济手段搞定，堪为政坛枭雄。李光耀设计了权力结构但慎重消费所握权力；他拥有绝对威望但又避免任性滥用。李光耀位于国家金字塔尖却又追求私德洁净无暇，以致任何政敌无法从人品、私生活和公众形象方面对其诟病，这种近似苦行僧的修炼自律，即使曼德拉和甘地这样的政治圣徒和道德典范都难忘其项背，进而为其名正言顺地打造“理想国”奠定坚实的道义基础和舆论环境。

小国领袖容易受困于岛国情结，李光耀则不然。他作为战略家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对半世纪世界风云变幻的敏锐嗅觉和准确预测，更在于置身强邻环伺的险恶环境而游刃有余，既不与任何大国结盟，也不与任何大国交恶；既不搞等距离外交，又不碰大国利益红线，使得弹丸之地的新加坡友邦遍天下而不树一敌，他本人更是所有大国领导的座上嘉宾和高参。这种独立、自由、平衡和灵活的外交策略，最终为新加坡赢得优越外部环境和良好国际声誉。很显然，这得益于李光耀深厚的东方文化底蕴和精深的西方教育背景，他非常清楚如何立于潮头而又如鱼得水，如何立足东方而又拥抱西方，如何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而又避免与任何方面失和。与那些试图“老鼠戏猫”的同行相比，李光耀抓住了所有该抓的战略机遇，也躲过诸多强人覆亡的陷阱。

李光耀既是理想主义者，更是实用主义者，在他的世界里，无所谓东方西方，也无所谓民主集权，更不纠缠主义道路之争，任何面子和标签都非意趣所在，追求强国富民的里子和实效，才是恒定目标。因此，所有人类美好的制度设计和有效方式，都是李光耀治国安邦的工具和手段。他显然很清楚，最终衡量道路与模式的是结果，而不单是过程与路径。新加坡高收入、高幸福指数、高美誉度和高辐射效应就是最好评价，也是对李光耀本人混合治理模式的终极肯定。

大善不拘小节。李光耀的不凡还在于，为了实现一流的治国理政，不拘泥于任何外来挑剔，更不理会民主原教旨主义和绝对自由主义思潮的质疑和抨击，尽管他骨子里充满对西方的崇拜和向往，甚至为了降低沟通成本，嫁接最先进文明成果而不惜抛弃中文而将英文定为国语。李光耀想必明白，沽名钓誉换来的只是一时慰藉与荣光，给人民和国家带来持久和稳定福祉，并在史册刻下长久不灭的身影，才是伟人的理智选项。从这个方面而言，李光耀当然是大善之人，大伟之人。

李光耀走了，带走一个时代，也完成一个奇迹或神话。当然，有人不客气地说，新加坡不欠李光耀什么，因为很难讲是李光耀成就了新加坡，还是新加坡成就了李光耀。时势造英雄，承认“成就新加坡”其实就已经够了。世上再无李光耀，也难说再有第二个新加坡。无论如何，作为一位旷世领袖，治理超人，李光耀留下的精神财富和政治遗产，值得世人致以深深的敬意。（本文见刊于2015年3月26日《华夏时报》“马晓霖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