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国家（五国）（BRICS），这个由高盛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创造的概念，在危机周期内形成了机制性合作实体。由于美欧日经济体迷失于危机中，金砖国家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经贸机构中获得了更多份额和发言权。国际社会一度认为，这一危机周期造就了金砖国家的逆势崛起，新兴市场和西方世界分庭抗礼的时代来临了。去年年初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中国经济的下行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的资本外流、高通胀和经济低迷，国际社会认为金砖国家“金”的成色不足，褪色了。

国际社会说对了一半，美国经济的确复苏了，但欧洲和日本依然彷徨于后危机中。去年年中，中国主导成立了总部设在上海、初始资金千亿美元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当然，印度也成立了莫迪政府，罗塞夫再次当选巴西总统。最糟糕的当属俄罗斯，这个国家深陷乌克兰地缘政治危机中，遭受西方多轮次的经济制裁，并在全球油价狂跌中迎来卢布危机。

全球化时代，没有哪个市场和经济体能够躲得过危机的侵袭，只是受影响程度深浅而已。

现在，全球经济和北半球的严冬一样极寒，在美丽又寒冷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得如火如荼。全球政商精英就各自关心的问题高谈阔论，金砖国家也是议题之一，观察家们对其未来还是不看好。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就认为金砖国家是个伪命题，他认为金砖国家已经过气了。也许是因为对着中国媒体说这番话的，他专门强调--现在除了中国其他都问题重重。他的原话是这样的：“我从来就没觉得金砖五国这个概念有任何实际意义，我也从来不用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我的朋友奥尼尔发明的，这个杜撰出来的概念用意是好的——把一些发展迅猛的经济体归为一堆，引起大家的关注。但是在我看来，这些经济体完全不可做比。把金砖们拆开来说，巴西永远都有各种问题，俄罗斯就是个过了气又老掉牙的超级大国。长期看来，如果一定要把真正有实力的国家拎出来，那一定是中国第一，印度第二。”（见新浪财经）

从法治基础、意识形态、市场规则等因素综合评价，沃尔夫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美欧主导下的全球市场，具有上述所列因素的趋同性。但须指出的是，本次经济危机周期由美及欧并延烧至日本乃至全球，凸显西方市场的结构性硬伤。这不仅让西方社会失去自信（G7扩容为G20，扩大新兴市场在IMF的份额，欧元区向中国求助等等），也给予新兴市场抱团取暖的契机。值得一提的是，金砖国家超越意识形态、市场不平衡等因素而形成机制性合作，本身就富有创造性。金砖国家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秩序中取得的份额和发言权，也是实实在在的机制性成果。至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谁也不能否认其未来可能释放的叠加性成果。

以金砖国家最富活力的中印两国为例，印度所缺者乃是百废待兴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所长者乃是过剩产能和富裕资本，两个新兴国家仅在此领域的互补合作前景可期，中印铁路合作项目就是。而且，中国还启动了“一带一路”外交，在亚欧腹地和非洲大陆扩展着中国基建和资本的影响力。其中，金砖国家也是合作受益方。因而，从金砖国家发展速度的迫降、产业结构差异和各自遇到的难题来分析，金砖国家的确不是成熟市场联合体。但金砖国家已经形成合作机制，而且中印双核的发展前景广阔。作为全球化时代最富创意的机制，金砖国家现在不是空洞的概念，也不是被证伪的虚妄联合体，而是既存机遇又面临严重挑战。

就2015年的全球经济大势言，美国经济算是实现真正复苏，3-4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将傲视全球发达市场。就新兴市场而言，中国可维持7%左右的经济增长率；世界银行则预测印度经济增长率为6.4%。全球经济引擎由中美双核拉动变成三核驱动，未必不是全球福音。就此而言，金砖国家也不是所谓的伪命题。

当今世界存在着两大矛盾：一是全球化和主权国家利益的矛盾，二是意识形态对市场化的滋扰。前者，即便是市场一体化拥有共同货币的欧元区，在危机来临也会发生争吵，危机深重时有些国家要退出欧元区，当下欧元区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也存在内部歧见。后者，以意识形态论市场优劣和发展前景，向为西方机构和观察家的立场。以金砖国家失色论为例，沃尔夫就把印度民主作为优于中国体制的关键要素。但印度总理莫迪成功的地方执政经验，却是借鉴中国而来。莫迪升格为印度总理，要想复制中国经验，印度民主恐非优势而是掣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