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查理周刊》事件持续发酵的同时,在遥远的西非,人们并不陌生(或至少名字不陌生)的原教旨极端团伙“博科圣地”(Boko Haram)正在制造着恐怖、暴力、仇恨,以及混乱。 从混乱到有序的媒体报道 “博科圣地”此轮制造的恐怖,是在去年底、本年初开始为区外所广泛知晓:或是一些非政府组织向几家英国媒体爆料,或是相反,或两边互相爆料,总之自1月3日起,数家知名英国媒体开始集中报道“博科圣地”在西非乍得湖附近、邻近乍得-喀麦隆-尼日利亚边界的尼日利亚博尔诺州所发动的大规模袭击行动。 这些媒体称,“博科圣地”此番行动针对平民目标,并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一度曾曝出“2000多人”的骇人数据,有人并借此指责尼日利亚政府或国际社会“厚此薄彼”,对尼日利亚境内的恐怖暴行漠不关心。这一数据因“博科圣地”首领阿布巴卡尔。谢高(Aboubakar Shekau)在Youtube上的高调露面(但并未谈及“杀敌”数字),和尼日利亚驻美国大使阿德福耶(Adebowale Ibidapo Adefuye)一度在美国引用,而为国际社会所广泛采信。 但即便在最混乱的几天里,人们也有不少怀疑:这个组织2002年就成立,并曾经发动过大规模武装叛乱,即便如此,一般认为在长达12年冲突中,该组织总共造成的死亡人数为1.3万,另有150万人流离失所,短短几天、规模远逊于2009年叛乱的行动,很难造成如此规模伤亡,更何况在非洲腹地,兵荒马乱之际,数据统计本就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事实上,上述媒体在披露数据时也使用了“May be”(或许)等含糊其辞的字眼,并在几天后的后续报道中悄然将这个“May be”的数字也缩小到原先的1/10,几天后,尼日利亚外交部发表官方统计口径,称“被害总数不到150人”,而前述媒体则悄然将“May be”数下调至“数百人”。 由于信息来源稀少且不可靠,州外媒体在网络时代减少投入、削减在非人数、网点密度,裁减有经验的资深驻非洲媒体人(因为要价高),又造成数据核实方面的困难,他们许多时候只能依靠网络爆料和道听途说,一些受害者群体为引起国际关注习惯性放大“灾情”,而“博科圣地”的谢高早就被戏称为“Youtube恐怖大师”,通过谣言放大自己力量,制造恐怖氛围,从而扩大自身影响力,正是其求之不得的。 那么,尼日利亚政府官员信息披露的自相矛盾,又是怎么一回事情? 阿德福耶大使曾于去年11月11日猛烈抨击美国“不仗义”,不愿向尼日利亚提供杀伤性武器,称“否则我们早就打败恐怖分子了”,将伤亡说得更大,显然有助于向美国“哭穷”要援助;而尼日利亚政府正饱受“不作为”压力、指责,当然要把伤亡说得小些。 随着事态的发展,众多媒体的纷纷到位,和更多一线难民的叙述开始构成“信息链”,关于此次“博科圣地”恐怖袭击行动的细节和真相逐渐清晰起来。 去年12月22日,喀麦隆军队成功清除了设置在本国北部基尔韦迪格(Guirvidig)的“博科圣地”训练营,解救了一批正接受训练的7-12岁儿童,作为报复,今年1月3日起,该组织在尼日利亚博尔诺州境内连续袭击、洗劫了至少16个市镇,这些市镇集中分布在乍得湖流域,包括商业中心巴加(Baga)一些惊恐万状的村民表示,武装分子乘坐皮卡或骑着摩托车闯入居民点,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开枪,许多村民逃入树林,却仍遭到摩托车手的追赶和射击。至于上网数据,正如博尔诺州州长卜卡尔(Musa Bukar)等人所言,鉴于现场混乱、信息闭塞,真实伤亡情况其实谁也说不清,在乍得、尼日利亚边境可能有两万人流离失所,仅乍得湖上一座物资匮乏的小岛就挤了560多名避难者。 大赦国际组织称,1月18日“博科圣地”在喀麦隆北部绑架了60人,其中大多是妇女儿童,这条消息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去年4月绑架223名尼日利亚女生的恶性事件,但尚未得到其它消息来源证实;1月21日,喀麦隆政府宣布前一天在彭代里(Bondéri)地区围剿“博科圣地”获胜,救出了自去年7月起一直被绑架的德国人质尼茨。艾伯哈德。罗伯特(Nitsch Eberhard Robert);同日,尼日尔军方表示,“博科圣地”武装正觊觎尼日尔境内目标,在乍得湖东岸约贝贝河一带,“博科圣地”武装分子和尼日尔军队隔河对峙,其标志性的白色旗帜随处可见。 1月20日,正当16个国家代表齐聚尼日尔首都尼亚美,讨论如何协调打击“博科圣地”问题之际,“Youtube恐怖大师”谢高发布视频,对乍得总统代比(Idriss Déby Itno)、尼日尔总统伊素福(Mahamadou Issoufou)和喀麦隆总统比亚(Paul Biya),讥讽他们是“只敢群殴不敢单挑的胆小鬼”,别有用心的利用《查理周刊》事件,指责他们“和侮辱先知的法国人沆瀣一气”。他在视频中首次承认“博科圣地”对巴加屠杀负责,并挑衅式地高叫“我打你们了,你们有种打我么”。 “博科圣地”制造的恐怖 事实上,“博科圣地”是一个不太规范的缩略语,该组织目前正式的名称,叫“伊斯兰教传统的追溯者和圣战者的联盟” (Jama'atu Ahlul Sunna Lidda'awati Wal Djihad),而“博科圣地”是豪萨语缩写,意思是“西方教育是罪恶”。 顾名思义,这个组织最初的宗旨,就是反对在穆斯林中推行“西方教育”。该组织的创始人穆罕默德。优素福(Mohamed Youssou)认为,尼日利亚北部说豪萨语、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的豪萨-富拉尼等民族,一贯恪守伊斯兰教的清规戒律,历史上建立过强盛的“豪萨七邦”,之所以近代以来境遇每况愈下,正是因为“西方教育蛊惑人心”,导致豪萨语地区“人心不古”,偏离“正确轨道”。要想挽救社会命运,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归《可兰经》指引的方向,实行教法治国的沙里亚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禁绝“西方教育的恶果”。 该组织脱胎于“尼日利亚穆斯林兄弟会”,优素福时代主要战法是正规战,即通过清真寺、讲经学校等体系半公开鼓动信徒,和政府军决战,在在尼日利亚北部四州(卡诺、博尔诺、包奇、乔贝)建立独立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脱离尼日利亚联邦,并在“新国家”里驱逐一切“西方教育恶果”。为此,他必须把政府机关、军警和学校,当做袭击的目标。在博科圣地的“第一王朝”即优素福领导的时期,这个组织的确将暴力矛头指向上述机构,而很少袭击不相干的平民目标和外国人。 这种战法的高潮,是2009年7月27日的“北四州暴乱”,优素福突然发难,发动数以千计信徒,在北四州同时袭击多处警察局和政府办公机关,所过之处杀死异教徒,强推沙里亚法,宣称“建国的时刻到了”,但仅隔一天,联邦军就大举出动,至30日就彻底平息事件,优素福男扮女装逃亡被捕,有争议性地死去,短短4天里仅官方数据就有270人死亡,而非正式统计数据则称死者多达600-700,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人口多达5万以上(这组数据也能反衬出此前英媒的“May be”究竟有多大水分)。 谢高接手后,改变了优素福公开活动、正面对抗的模式,转入地下、小组活动,采用了“基地式”的袭击方式,且经常袭击外国游客、志愿者和平民目标,目的则在于绑票勒赎。 不论优素福或谢高,都是非常复杂的矛盾体:这些带头反对“西方教育”的极端领袖,几乎无一不是“西方教育”的成果:优素福本人是大学生,而据尼日利亚着名学者扎卡里亚(Hussain Zakaria)表示,博科圣地最初一批骨干,几乎清一色的大学生、研究生,能说流利的英语,而有人曾目睹优素福坐着豪华奔驰汽车呼啸而过,他和他的四个妻子、12个儿女也从不拒绝现代奢侈品——尽管按照他自己的教义,这些都是万万不该存在、连想也不能去想的;至于谢高,认识他的人称他举止文雅,行为安静,在伊斯兰教义方面有很深造诣,应该受过高等教育。他自称以前是阿訇、神学家,但无人知道是否是真话。除了恐怖袭击和绑票,他喜欢的另一种骚扰手法是上网:在网上,他给人以记忆力惊人、辩才无碍的感觉,喜欢炫耀自己的勇敢,甚至不讳言2010年7月大腿挨了一枪;他常常嘲讽军警的无能,并吹嘘自己拥有坦克。他还特别喜欢在演说中引用可兰经文。 谢高时代“博科圣地”最为人所熟知的劣迹,是去年4月14日绑架女学生并将之分配、转卖,和去年5月17日袭击喀麦隆北部瓦扎(Waza)地区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六工程局宿营地(造成1名中国人受重伤,10人失踪)。去年9月起,“博科圣地”忽然恢复了优素福时代的活动方式,在博尔诺州等地攻城略地。 国际社会的努力和无奈 由于“博科圣地”和基地组织等的关系,自2012年起开始受到国际关注。 2012年一份联合国特派团报告指出,在2011年夏天,有证据显示,基地组织在马里北部组织的训练营,有来自尼日利亚和乍得成员参加,博科圣地的活动从尼日利亚北部,蔓延到尼日尔、喀麦隆和乍得。 一些分析家指出,拉登死后,基地组织着力经营非洲的“原教旨通道”,即自北非经萨赫勒地区至西非,再自西非向东,经乍得、索马里,通过红海和也门联系,在北非,基地组织的盟友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在萨赫勒地区是“伊斯兰后卫(Ansar Dine)”,再往南,则是活跃在西非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等地的“西非圣战组织”(MUJAO),自西非向东,则是“索马里青年党”(HSM)。 “北方四州”恰是这条“原教旨通道”的枢纽所在,许多分析都指出,博科圣地正是基地组织布置在这个枢纽上的关键棋子。 如今“基地”的声势虽有所削弱,“伊斯兰国”(ISIS)又异军突起,素来善于投机的谢高又不失时机宣布,“博科圣地”将效忠于ISIS。 国际社会之所以头疼,一方面是因为自身力量有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博科圣地”集中活动在乍得湖流域“四不管”地区。 由于经济治理欠佳,贪腐和行政效率低下问题未得到改善,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在北四州的行政治理能力向来虚弱,去年女童事件发生一个多月后政府居然都没能做出反应,其颟顸可见一斑,按照西非的标准,尼日利亚军队堪称装备精良且有丰富作战经验,是非洲维和的常客,但在北部穆斯林地区驻扎和从事绥靖任务的,则多是一些二三线部队和训练单位,他们装备落后,士气低落,当地媒体记者曾表示,一些政府军明明获胜,却因装备太差不敢追击,而某些时候,政府军士兵甚至发现自己不得不用AK-47去对付对手的重机枪和火箭炮。 最大的薄弱环节,则并非尼日利亚,而是喀麦隆。 喀麦隆政府发言人巴卡里(Issa Tchiroma Bakary)日前坦言,喀麦隆军队尚无力在边境上形成对“博科圣地”足够的军事压力:精锐的BIR特种部队有一定战斗力,但人数有限,即便防守要地也不敷使用(瓦扎袭击事件就是因为BIR部队被调去彩排国庆阅兵,而被钻了空子),要保护普通民用目标和外国游客则更力有不逮,喀麦隆北部联合军区司令科济(Jacob Kodji)上校和BIR快速反应营指挥官埃巴雷(Léopold Nlate Ebale)均指出,“博科圣地”利用乍得湖“四不管”地区各国边境犬牙交互的状况避实击虚,并在军事实力最弱的喀麦隆境内设立许多军火库和训练营地,瓦扎等地有沦为“博科圣地”国际性大本营的危险。 在雨季,军事行动受到限制,“博科圣地”也偃旗息鼓,休养生息;到了旱季,河流、沼泽纷纷干涸,这样一来,四国边境几乎处处敛裳可渡,这无形中令原本不敷分配的各国、尤其喀麦隆政府军兵力更加捉襟见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