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工作在1月1日启动。中国工程院内部人士对记者介绍，年轻化、处级以上干部不得成为候选人等规定是此次增选的变化亮点。此外，在院士候选人提名中，“单位推荐”或“归口部门推荐”的渠道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提渠道由3种缩减至2种，即院士推荐与有关学术团体推荐。（1月7日《新京报》）

院士增选规则调整，无疑契合公众期待。之前，由于“官员院士”现象，以及贿选丑闻的存在，呼吁变革的声音早已愈发强烈。相当长时间以来，在我们的社会语境内，院士群体的角色属性，实则是扭曲的。其不仅产生于一个存疑的选择过程，更在认知层面被大众深深误解。此般局面贻害甚大，甚至从根本上动摇着，这一学术加冕机制的道德合法性。

现实来看，所谓院士增选的“变化亮点”，恰是针对那些广为诟病的顽疾。减少行政干预，将院士增选事项，交还给学术共同体本身，实乃此次改革的逻辑主线。必须厘清的是，只有诉诸于知识群体的自我动员、自我参与、自我实现，院士评选才能回归其应有面目……达成此一目标，一方面有赖于主管部门积极放权，另一名则需有健全的程序架构“接盘”。就后者而言，规范候选人提名渠道，便是应有之义。

院士增选模式变革，其意义绝不止于两院本身。很大程度上，此举宣示了“知识至上”价值秩序的重新确立。新增院士去官化，意味着学术成就本身的权重增加。自此而后，科研从业者无需再经过“当官”这个媒介，就有望获得公允的社会评价，以及可观的荣誉认可。一言以蔽之，专业精神和专业标准的归位，让学术共同体在某些方面，摆脱了被支配的压抑地位。

终究，只有学人才有资格为同行授誉，这是一个彼此致敬、相互激励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