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现任政府顶着反对党的压力，果断宣布撤销已有65年历史的计划委员会，并用“全国改革印度学会”取而代之。印度总理莫迪在推特上说，国家计委阻碍了印度经济发展，新机构将以“亲民、积极、参与性强的发展规划”来取代之前国家计委一刀切的做法。

印度计划委员会是对苏联模式的模仿，1950年，在印度尼赫鲁政府时期成立，并直接对总理负责，职责包括制定五年经济发展计划。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印度开始实施市场经济改革，但国家计委仍始终保持高高在上的经济决策地位。莫迪在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时，当地计委曾对他的施政横加干预，而各级计委的奢靡之风也饱受印度舆论批评。

莫迪决定废除国家计委是他一贯的国家治理观念的产物。他在竞选总理期间，就提出要对本国经济体制进行一系列改革，并称要废除国家计委。他上台后已采取措施边缘化国家计委，令印度计划委员会的“一把手”职位处于空缺状态，并让计划委员会有史以来第一次被排除在财政预算的讨论之外，将联邦政府财政支出的决定权转交给了印度财政部。

在国家计委撤消后，取而代之的“全国改革印度学会”将失去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并监督实施的行政权力，变成一个发挥政策研究、讨论和提出政策建议作用、务虚性质的咨询机构，它的成员由全国各地区领导人组成，但其主要负责人将直接对总理负责。

和印度一样，中国的经济体制也是苏联模式的翻版，在经过20年的市场化改革后，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然而其基本骨架仍然存在，比如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代替原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国对国家计委体制的改革，正如印度反对党所批评的那样，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作为。在国家发改委自成立后运行至今，从国家领导人至普通民众，恐都无法否认对国家计委体制改革，事实上并未成功。虽然名称变化了，然而国家发改委仍然承担了对国家经济进行中长期规划和庞大的管理经济的行政职能，掌握了经济大权，成为各级政府“跑部钱进”重点攻克的对象，媒体曾经报道，某省省长为见一名发改委副司局级工作人员而备受羞辱的故事。从这个故事就可看出国家发改委权力之大，危害之巨。

中共十八大后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目标，其中政府机构改革是重要组成部分。在十八大前后，政界、学界和互联网上对废除国家发改委、成立国家改革委员会呼声甚高，但最终结果显示，民众的这一普遍主张并未被采纳，而且在十八大报告中，一方面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也同时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逻辑在具体的改革措施中就体现为仍然保留国家发改委，所作的改革仅为修修补补的“简政放权”。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反腐问题时说，“不是没有掂量过。但我们认准了党的宗旨使命，认准了人民的期待。”新华社对此评论，向固化的利益藩篱宣战，对党内盘根错节的问题进行梳理。自我批判、自我开刀、自我革命，由此带来的压力、风险和挑战，只有勇敢者才能顶得住、扛得动。

需要指出的是，人民的期待内容并不仅限于反腐，也期盼改革往深水区挺进，打破利益固结的格局，以壮士断腕、自我革命的勇气，坚决革除妨碍经济发展的体制因素，为经济发展松绑。其中，如同印度一样，废除苏联经济模式的重要象征物——国家改革和发展委员会，势在必行。

一个国家的权力，由国家政府的权力、社会权力和公民权利所组成。其中国家政府的权力又可分为政权和治权。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及随后作出的决定，对个人权利和政权本身没有涉及，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国家政府的治权和社会权力，其中对后者，既有改革，也有收缩，因此最具实质性的改革仅体现于国家政府的治权改革。也许这正是王岐山所说的治标为治本做准备。然而即令是治标，在对国家政府的治权进行的改革中，也必须要“自我缩减”，清除一切束缚和阻碍经济自由发展的因素，比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改革最终还要触及更难啃的“硬骨头”，其中对政权“自我设限”，建立各方面权力相互制衡和约束的体制，是最难的之一，因为这关系到执政者的重要利益；难啃的硬骨头还有，社会权力的真正扩大和对公民个人权力的保障，这两个方面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性质和质量，也决定了改革的成败。在健全的社会机制和公民权利得到有效保障之前，就不能说改革取得了成功，中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