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文化、遥远的距离，这意味着巨大的隔阂。当交往发生时，这种隔阂必然造成各种误解。加拿大驱逐中国嫌犯，是一个理解国家之间沟通的非常好的标本。

因为军事、政治、交通技术特别是经济发展距离的关系，加拿大与中国缺少沟通。两国基于外交关系的交流处于一种官腔官话的水平，在加百万级别的华裔社区，占全加总人口三千万的3%，正在为进入社会主流努力，远远达不到充分表达本族群民意的程度。

当一个叫赖昌星的人，持中国香港身份证件，正常入境加拿大时，他被视为一个普通香港人。等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指出此人是一个中国大陆的刑事嫌疑犯，加拿大各个环节的相关人员，首先要搞明白这个人的身份是怎么回事。就像一个中国人，可能是非常合格的警察，甚至是非常合格的外事警察，经常和各国人士打交道，忽然遇到一个加拿大魁北克人士，除非他此前处理过此类问题，否则得狠下一番功夫，才能搞明白魁北克与加拿大别的省级行政区有何不同。

然后，赖昌星要求政治庇护。加拿大是世界上庇护制度最宽松的国家，每年有固定的庇护难民配额。加拿大的难民收容政策， 除了收容正常的战争、自然灾害难民外，还收留政治难民。因为种族、宗教、民族、加入某一社团、政见不同这五个原因之一，不能或不愿在原居住国生活的人，就可以申请加拿大的政治难民。难民申请者还获得加国政府资助，包括申请难民所需的律师费。以一个加拿大人的三观，当然不会拒绝任何人的庇护申请，同样以一个加拿大人的三观，甄别申请有一个漫长、细致的过程，这期间当然不会把人从加拿大赶走。

赖昌星提出的庇护理由是：“我是商人，中国政府迫害商人。”加拿大政府展开相关调查，按步就班的搜集信息、形成报告，职业人员一丝不苟的工作着。别笑啊，政府雇员拿着纳税人的钱，可不敢乱来。后来，再后来，结论出来了：中国政府没有迫害商人的纪录。赖昌星的律师一顿神忙，确实证明不了，一个老实本份做生意的人，就因为挣了钱，就被中国政府迫害。偷税漏税被告了被关了，那不叫迫害啊，那叫自找。

这之后又是一个复杂的驳回赖昌星难民申请的文书过程。否定难民申请的公文旅行结束，驱逐出境的公文旅行开始。赖昌星请了加拿大最好的律师，上诉反击政府的裁决，文书和当事人纠缠于不同的法庭不同的部门，进行着那些加拿大本地人都没听说过的环节。在这个漫长的司法过程中，十年时间弹指而过。

十年之间，加拿大耗费以千万计的公帑，解决着一个又一个的难题，承受着中国的外交责问，解释着加拿大纳税人的钱为什么要这样用在一个中国走私嫌犯身上。据说相关档案，塞完了两间办公室。举一个例子：加拿大没有死刑，如果谴返人员回国被判死刑，这是违反加拿大三观的，必需把人留下。这件事可能普通人到现在理解不了，好在中国的职业外交官明白是怎么回事，经过中国外交部门与司法部门的沟通，以国家身份向加拿大递交外交承诺：不判处赖昌星死刑。律师很仗义的指出：赖案已经有多少多少人挂了，凭什么相信主犯赖昌星死不了。加拿大外交官做为证人出庭：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违背外交承诺。拿着赖昌星大钱的律师迅速化身外交史高手，用鸡蛋里挑骨头的精神，没有找到一丝一毫中国外交背信的纪录。官司往前再推一层……

在这个以十年计的过程中，赖昌星从未取得合法居留资格。但他有了驾照，后来甚至有了工作许可。这还是加拿大的三观：事情已经这样了，你不让他开车，不让他工作，他没法正常生活，乱来还是加拿大的负担。

在这个漫长的十余年过程中，加拿大政府官员、法院法官、媒体记者、普通老百姓，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搞明白赖案的所有细节，搞明白赖昌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得出符合加拿大三观的结论：没有任何理由把这个人留在加拿大，送他回中国。同样在这个漫着的十余年过程中，政府行政官、法官、警察们，总结出了符合加拿大三观的经验和教训。

当然，最根本的，加拿大人彻底搞懂了一件事，那就是庇护赖昌星这样的人，没有任何道理和价值，完全违背加拿大的三观。

当一个叫李东哲的人，几乎以赖昌星相同的模式出现在加拿大时，他的难民申请被迅速驳回，下达谴返令。当然啦，加拿大是一个人权国家，李东哲可以请来律师，和加拿大政府周旋个十年八年的。只是这律师，是要律师费的。李东哲的钱不比赖昌星少？呵呵，皇家骑警搜查了他的每一个包裹，监控他每一笔汇款，盯紧他的一举一动，这并不违背人权和法律的尊严，一个加拿大人也必需证明自己的每分钱都有合法来源并且是税后收入……于是李东哲有一天发现，他不仅没有钱付律师费，他甚至连生活费也付不起了。

李东哲就自己主动回中国了。

一切都没有变化。加拿大三观稳定且被保养良好，只是加拿大终于了解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