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APEC峰会，“习安会”在严肃的氛围中上演。朴槿惠总统和安倍首相也进行了互动。中日领导人会晤，建构在中日四点共识基础上。有妥协才能双赢和多赢，这一在国际外交场合通用的法则，要实践起来并不那么容易。

中日韩“三国演义”即属此列。安倍第二任期，历史修正主义的表达太过，走向正常国家的动作太大，这些都让中韩两国感到了日本“太不正常”。所以，中韩两国强化了事实合作---冻结在国际多边场合与安倍首相的对话。中韩不仅有“历史合作主义”（韩国“世界日报”语），而且在双边元首互访和强化两国全面战略合作关系上也加快了步伐。

APEC峰会前，安倍首相希望和中韩领导人实现会晤，成为其最迫切的外交任务。日方卖力的外交公关和最后时刻的妥协，国际社会已然洞悉一切。这是一个契机，中日领导人终于实现了会晤，虽然习近平主席呈现出凝重的“表情外交”。内中释放的诸多信号令中日韩三国都又符合自身利益诉求的解读：对中国而言，习主席是应约会见；对日本而言，体现中日关系的改变；对韩国而言，习主席的“表情”也是对韩国面子的观照。高丽大学名誉教授徐镇英就认为：“他的表情具有多重目的。这带有对与安倍进行会谈向朴槿惠总统表示歉意的层面。”

“习安会”打开了东北亚三国外交的死结，也使“三国演义”演绎至新阶段。在随后的缅甸内比都东亚领导人系列峰会上，李克强总理与安倍首相“举行短时间会谈”（13日日经中文网语），就发展两国战略互惠关系达成一致。这是两国总理2012年5月以来的首次会晤。朴槿惠总统在出席东亚领导人系列峰会前就提议举行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谈，并为会谈准备好了筹码。在领导人手拉手时，人们亦发现，这位一直对安倍首相冷若冰霜的女总统不仅笑容满面，而且仅靠安倍。

“习安会”让中日韩“三国演义”从黑脸到笑脸，这对三国而言都是外交解脱。剑拔弩张，对中日韩三国都非利好，只能让三国承受太多的政治经济和安保压力。须知，从三国关系搞僵以来，拟议中的东亚共同体停顿了下来，中日韩FTA的三边行动也变成了中韩双边行为，雄心勃勃的亚元计划也被搁置。这两年多的东北亚地缘政治危机，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甚至被国际社会视为和一战前的欧洲地缘政治危势相若。

的确，若中日韩“三国演义”就此下去，西太平洋或许真的会发生一场悲剧性的战争。

现在形势好转，三方都要珍惜。中日领导人会晤打开的外交僵局，不能仅仅流于形式，而要落实到行动上。否则，好不容易得来的大好局面，就会转瞬即逝，让东北亚三国关系变得更糟。

笔者以为，中日韩三国关系走上常态正轨，要有三大共识。

首先是恪守领导人会晤达成的共识，就中日关系而言是四点共识。尤为重要的是历史态度和钓鱼岛主权争议，如果日本首相和重要阁僚不再历史问题上出尔反尔，承认钓鱼岛主权争议，中日关系就会越来越好。就韩日关系言，主要是历史态度，即承认日本强征慰安妇的历史---由于韩日两国属于同盟关系，且有美国在其中的调停，韩日矛盾更容易解决。所以，东北亚“三国演义”的核心问题是中日关系，中日关系的关键是双方要遵守中日四点共识。

其次是经济合作要深入跟进。东亚地区自贸（区）谈判风起云涌，既有美国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亦有中国力推并在北京APEC峰会上达成共识的FTAAP（亚太自贸区），还有区域内其他双边或多边的自贸协定。相比中韩FTA万成实质谈判，中日和韩日FTA谈判还有漫长距离，更遑论中日韩FTA了。在中国确立“一带一路”并有“两行一基”（亚投行、金砖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托底实现“走出去”战略的前提下，日本寄望于美国主导的TPP，和中国进行经贸之外的地缘政治竞争。回首再看，东亚一体化的进程慢下来了，日本在东北亚被孤立了。中日韩三国关系正常化，必须要实现深度的经贸一体化，没有利益攸关，地缘政治冲突的风险就随时存在。

其三是通过有效机制管控三国分歧---无非是历史问题和岛屿主权争议。众所周知，问题出在日本，只要日本政府维持理性言行，不刺激中韩两国，这两大结构性矛盾都能有效管控。三国管控风险的机制尚未确立，这是三国亟需思考的问题。

令人担忧的是，“习安会”甫过，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就称促成中日领导人会晤的四点共识不具约束效应。这种出尔反尔，必然深化中日两国互疑，使中日关系陡增波折。若日本政治人士尤其重要官员管不住自己的大嘴巴，中日韩“三国演义”恐怕会重现剑拔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