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近40个地方开始财产公开登记制度试点。除了银川、哈尔滨、石家庄3个省会城市，其余试点均为县市区。由于试点地区行政级别不高，所以，科级干部系官员财产公开的“主力”。但在试点回访中发现，9个试点一连3日电话无人接听；9个试点称“忙”或“不清楚具体情况，不便接受采访”。 （8月18日 新华网 ）

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在中国国内首次提出是1987年，至2014年已有27年时间。2012及2013年，“表哥”、“房叔”们不停被舆论曝光，大学生接二连三申请官员工资公开，舆论和官方继续讨论条件时机是否成熟，而官员财产申报试点也继续在各地浮现笔者认为，仅从报道中，就感觉到了财产公开制度的“秀”性。

首先市县区行政级别不高，贪腐范围及条件相对较低，并不是说行政级别低就不贪腐，只是说越往高走，贪腐的范围和条件都会更胜一筹。其次试点财产公开以科级干部官员为“主力”，十分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市县行政单位科级干部有可能会贪腐，但是其贪腐的能力和贪腐的背景又怎能和高级官员相媲美，这有没有一种保护高官的嫌疑在里面。再说说试点回访，不是无人接听就是不清楚具体情况，弱弱的问一句，您们的商量好了都不接听还是纯属雷同？既然是试点，不论在执行前期还是后期，都应该保持在监督下运行，保证看的见效果。不清楚情况，不回答提问，您这是诚心的只是开头做做样子的意思吗？

笔者认为，既然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一直被赋予预防腐败利器的重责。那就应该拿好这把利器。首先试点应该每月或者没季度公布一次试行情况，保证有一个动态的监测依据，就像人中纪委网站上的每月E题一样，能够实实在在的看见工作成效。其次，相关部门就是发挥其监管职能的最佳时期了，没有监管完全靠自觉，实在不现实。有部门公开的头开启了，监管部门就该在中后期加强监管，保证该项工作不早早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