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非京籍孩子“入学难”又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那些遭遇“入学难”的非京籍孩子的家长，有的信访投诉，有的诉诸法律，维护自己的利益。

导致非京籍孩子“入学难”的根本原因，在于政策的执行从严了。根据《2013年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方案》，需要接受义务教育的非京籍适龄学童，在登记学龄人口信息后，需持在京借读证明及“五证”到居住地就近的小学联系借读。所谓“五证”是指父母或监护人的在京暂住证、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等证明证件。

由于今年北京市实施了新的幼升小、小升初政策，北京市各区县明显加强了政策的执行力度，严格了“五证”的审核强度，不少非京籍学生因为“五证”不齐等问题面临着失学的可能。

其实，任何一项政策、法规，对于每一位寻常百姓都不可能是绝对公平。今年，北京市“幼升小”、“小升初”的政策，可以说是以“一刀切”的形式，消除了“择校”的顽疾。其结果，致使那些有些权力、有些资产、有些关系的家庭的孩子，失去了“拼爹”的优势，至少从表面上显现出教育公平化、均衡化、透明化的特点。但是，不得不承认，由于各种隶属关系的问题，北京市的政策也难以百分之百的做到“放之四海皆准”。同样，面对非隶属关系的学生，即非京籍学生，北京市自然也就无能为力了。

北京市的政策面向的是北京市的生源，非京籍学生的家长必然处于劣势的地位。但是，能否改变北京市的教育“成命”呢？目前来看，比较难。一旦北京市“通融”了非京籍的孩子，那么，之前媒体所称的“最严格”的入学季岂不又成了话柄。这也是北京市教育主管部门以“强硬”态度对待非京籍孩子家长信访的一个主要原因。

不可否认，严把非京籍孩子的入学关，与北京市的整体规划以及人口控制有着一定的关系。事实上，早在上世纪末，北京市一直试图控制人口的爆炸性增长。然而，在“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北京”的舆论环境下，北京市规模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交通越来越挤、房价越来越高……北京市所能做的只能是“带着镣铐跳舞”。

在西方发达国家，房价确实发挥了控制城市人口的作用。但是，中国的房价似乎缺乏人口的调控能力，房价越长，人口越多。或许只有通过教育资源的调控，才能真正实现人口数量的调控，毕竟绝大多数人的奋斗还是为子女考虑的。

北京市此次严格“五证”的门槛，恰恰与北京市的整体规划相吻合。动物园批发市场、大红门商品市场以及若干工业企业的外迁，不仅是北京市经济模式的调整，而且是北京市人口的调控。可是，市场经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未必能遂愿地实现人口的外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手段的介入无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现在，有一种声音，称严格非京籍儿童入学是“要把低端人群和市场赶出北京。”用“赶”字有些激化矛盾之嫌，但抬高非京籍人士在京生活“门槛”的目的非常明显。实际上，非京籍人士对于北京的依赖性也没有强化到难舍难离的境地。比如，2003年“非典”的时候，非京籍人士基本上都“逃离”了京城。而今，拥堵严重、房价高企、雾霾频现等情况，也说明“京城居、大不易”。北京市必须采取一些手段控制单一城市的规模。

北京市的入学政策完全可以解读为，北京市首先保证北京市适龄儿童的均衡话、公平化、透明化入学、升学，至于非京籍孩子的入学、升学问题暂时“搁置”。那些有入学、升学需求的非京籍孩子家长可以通过有关途径进行反映。但是，如何解决非京籍孩子的入学问题，有可能寻求教育主管部门、北京市有关部门、非京籍儿童户籍所在地相关部门共同进行解决。

北京市的举措，只是表明，非京籍孩子入学、升学是个大问题，而且不是北京市就能解决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