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航班失联，已经注定成为最为震惊全球的离奇航空事件，对MH370的大规模寻找，又无疑将是一场迄今为止人类航空史上最为昂贵的搜寻行动。近期，这一泰坦尼克式的重大航空事件在主导世界媒体目光的过程中迅速占据上风。而随着各方报道层出不穷的涌现，不断激化人们忧伤和愤怒的西方主流媒体新闻报道更是伴随人们对航班失踪的心碎和绝望与日俱增。基于各方利益的诉求，马航失联事件在西方媒体的集体狂欢节中不断演变成为试图攻讦和责难中国的政治工具。于是，在人们焦虑的寻找背后，关于飞机去向的寻找不可思议地遁入新闻的罗生门中，而关于新闻报道——这一“平静战争的无声武器”被西方国家所操纵，使得我们对西方国家宣扬的所谓新闻实质有了更为深刻而又清醒的认知。

一、是谁在不断制造谣言？

3月9日，美联社报道称“越南空军飞机发现两条大油迹带”，此消息立马使马航当局怀疑与该航班有关，其后被否；10日，英国媒体报道称“越南将暂停搜救”，次日，越南在国家搜救委员会重申将继续开展搜救工作；13日，《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根据失联MH370飞机的引擎上自动下载并向地面发送的数据，飞机总共飞行了5个小时”，不到半天，马航代表和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就否认这个消息……西方媒体不断的自摆乌龙狠狠地扇了自己一巴掌。报道中，以CCN、美联社、路透社、《纽约时报》等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基本垄断了关键信息的发布权。为了争抢新闻资源，新的信息源未经核实便予以发布，造成大量谣言。不实消息不断发酵，让焦急的家属饱受干扰！

类似的案例并不鲜见。去年，美国波士顿发生一起恐怖爆炸案，美联社和CNN在案发后都爆出了有一人被捕的假新闻。而FACEBOOK上的网友“侦探”们“人肉”出了在马拉松终点的两人，并认为是嫌犯。结果，抢独家的《纽约邮报》不假思索地就把消息和照片加以引用，给无辜的人带来很大的烦恼。美联社高层在反思中承认：“我们违背了自身关于单一信源报道的原则”。

西方媒体之所以能够不顾社会影响而肆意发布不实消息，其根源在于其标榜的“新闻自由主义”。他们鼓吹“观点的自由市场”和“言论的自我净化”，认为把一切消息（包括未经核实的）公之于众，真相自会大白。更具讽刺的是，这种自由其本身就是一个谎言，一旦新闻媒体的自由状态伤及到国家安全和政府利益，政府也就会撕下平日温和的面纱，毫不犹豫地执行起新闻控制的功能。在海湾战争中，美国新闻媒体被控制而说谎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至今让我们记忆犹新。

马航失联等事件的新闻报道中，西方媒体正是披挂了这件华丽的“自由”外衣，在灾难面前毫无悲悯的情怀，不顾受众感受，争时间、抢新闻，自娱自乐，上演一场狂欢大戏，造成谣言四起，疑云密布。

二、是谁在反向引导舆论？

对比中西方关于此次马航失联事件的相关报道可以发现，中方几乎没有原始的新闻来源，关键信息均是援引自西方媒体，这反映了西方国家在传媒领域的垄断地位。由于西方媒体拥有广泛的传播网络和大量信息资源，其设置的议程影响力巨大。据统计，全世界90%以上的信息是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所传播出来的，70%以上由西方国家的跨国媒介公司传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媒体只能作为中转站，对发达国家传播出来的信息作二次传播。很多西方媒体一贯依据其固有的价值观和利益选择来认知、判断世界，在此基础上设置报道“议程”。尤其在国际报道中，普通受众很少能觉察到媒体的这种取舍，大多数人会按照主流媒体设置的议程和选择的信息来解读外部世界。

例如在拉萨“3·14”事件的报道中，一些西方媒体随意裁剪照片，甚至冒用新闻图片的行为，被新闻工作者评称“有违新闻职业道德”。西方媒体号称客观报道，但面对同一事实，怎样切入角度、怎样剪裁事实、怎样编辑细节，无不渗透了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话语倾向。

最近发生在昆明的暴恐事件也充分表现了西方媒体在新闻报道中的各种“目的性偏见”。昆明暴恐事件中大量事实证明，这一丧心病狂的暴行，是赤裸裸的暴力恐怖犯罪。但一些西方媒体在报道中不愿使用“恐怖分子”一词，并不顾事实真相，混淆黑白。CNN在相关报道中将恐怖分子打上引号，并居心叵测地称此类持刀袭击并非第一次，2010和2012年也曾在校园发生过，但并无“政治联系”。美联社在相关报道中加上“官方所称的恐怖分子”这一前缀，《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将恐怖分子称为“攻击者”。

西方媒介政治渗透的“公正性”源于其对媒介性质的另类定义——“第四等级”或“第四权力”：对内，新闻媒体是一种平行于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的一种社会力量；对外，新闻媒体是代表国家实现军事、文化、贸易等沟通的一种外交手段。但是，由于新闻传播媒体本身也是利益单元，它与各种政治权力之间有许多利益联系。对内，媒体变成媒体兜售与受众消费的奴仆；对外，变成本国政治利益集团（资本大佬）服务的爪牙。美国政府常以“诽谤罪”、“保密权”、战时安全等法治名义威胁新闻界，欧洲国家也常以公共秩序、国家安全为借口干预记者采访，法律保障的新闻监督权往往被法律所注销。

三、是谁在恶意抹黑中国？

现代媒体的核心运作目的是讯息的再制和传播，这意味着在内部操作上传媒取得了相对的独立和自治地位，但是媒体必须在对讯息进行逻辑编码和罗列淘汰中才能创制出新闻来。虽然讯息的再制要按照相应的传播媒体规律来运作，但是在讯息的选择和淘汰过程中，以及对有意义和无意义、重要和非重要的讯息的区分过程却是深深受到社会主导价值观和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才能够更为深刻认识西方国家媒体的根本运作法则和逻辑。

马航失联事件发生后，中国国家领导人数次作出指示，中国派遣了最多的舰船和飞机前往搜索海域，甚至动用了20余颗卫星参与搜索。无论是在马航客机失联初期的泰国湾，还是在其后的南印度洋，中国舰机始终是国际搜寻力量的主力。但在《纽约时报》看来，这些居然是“中国重获丢失的声望，同时向世界展示能力”的机会，该报撰文称“中国在马航客机搜救中的行动被认为伤害和帮助一样多”。美国福克斯新闻网也以“中国的声称耽误了MH370搜寻”进行负面报道。在西方媒体的视角中，中国若不及时公布最新信息，会被扣上“不透明”的帽子；中国若第一时间公布信息，又会被指责为“草率“、“干扰搜救”；中国若将信息向上汇报评估后再发布，便是“拖延信息”。

其实，这样的案例不胜枚数。西方媒体的商业属性往往使其偏重于对外部世界的负面报道，不少记者“唯恐天下不乱”，甚至人为制造轰动效应。在“中国形象”问题上，西方主流媒体直接描绘，西方国家政府间接遥控，而两者背后更重要的决定因素，则是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军工集团热衷于渲染“中国威胁论”，部分商业集团和劳工组织惯于针对中国出口和人民币汇率等问题发难，部分人权、环保、气候利益集团依靠营造中国的负面形象生存，“藏独”、“疆独”、“台独”等敌对势力则利用西方主流媒体及影视、图书等大众传媒来实现其矮化、诋毁中国政府形象的目的。

从对奥运圣火传递的抵制到对中国对非政策的诋毁，从对新疆“七五事件”的歪曲混淆到对中国周边形势的炒作离间，从“中国威胁论”的宣扬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唱衰”，西方媒体故意造假，操纵民意，并恶意妖魔化中国的趋势愈发明显。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西方媒体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对中国的发展给予集体的喝彩，借用美国 安德烈·弗尔切克的一句话，“因为在西方媒体及其合作者眼中，中国从来就没有做对的事情，中国最大的错误，就在于她日渐强大”。

目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继续在曲折中发展，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而西方敌对势力也一直试图利用其鼓噪所谓的新闻自由、普世价值等对我们实施西化、分化。面对这样的客观现实，新闻媒体必然肩负着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弘扬主旋律的重大责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政治的高度来谋划意识形态工作，牢牢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导权和主动权，提高舆论的引导能力，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更好地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正如英国学者布莱恩·麦克奈尔所说，“如果有一个组织斗胆闯入当代政治领域，却缺乏对媒介运作的深入理解以及对公共关系机器如何将这种理解转化为政治优势的认识，那么勇气可嘉之余，失败似乎命中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