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财经》杂志刊载了一则关于河北保定市即将成为“中国政治副中心”的消息，从而引起轩然大波。这则消息说，根据中央提出的建设“政治副中心”来分担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职能的要求，京津冀三地已达成共识，初步确定将河北省保定市作为“副中心”的首选地。

消息传出后，直接刺激了保定本地股市掀起涨停潮，恒天天鹅、巨力索具、风帆股份、乐凯胶片、宝硕股份、凌云股份、冀东水泥涨停，长城汽车大涨7.43%。可见，保定市若被确定为国家政治副中心，将带来多么巨大的效应。

但保定市政府发言人、市政府秘书长刘峰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不清楚”这方面消息。河北省政府知情人士也向《21世纪经济报道》否认了这则消息。多名专家在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时，均对此予以否认。

不过，在习近平前不久考察北京，专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汇报并专门发表意见，此外，在另一份有关文件上，习近平和李克强分别作出专门批示（消息源：刘峰）。可以肯定，关于保定将成为中国政治副中心的消息绝非空穴来风。事实上，从官方到民间，从国家发改委到地方都曾组织专家，就转移首都部分功能和河北省部分市承接首都部分功能，作了大量研究。接近国家发改委的一位专家说，“政治副中心的说法肯定是瞎理解，但是疏散北京的一些功能到河北部分城市，这是真的。”

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和河北省长张庆伟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保定要在参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勇挑重担、当仁不让。为此，保定市已经成立了以市长为组长的对接京津领导小组，确定了一名市级领导常驻北京，及时做好对接京津联络工作。

河北省和该省多个市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此进行了专门表述。

这么看来，政治副中心只是一个概念，即使不使用它而用别的概念，并无本质区别。就目前公开的信息看，上述研究从理论已经开始转化为实践，从地方发展规划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习近平对此有专门论述。

作为一项即将实施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却搞得如此神神秘秘，实属不该。对此，公众不仅具有知情权，更有民主参与权、监督权。联想起前几年韩国对迁都问题的大规模讨论，就可见中国对此事如此藏藏掖掖，颇有“密室政治”之嫌。孰知，这项战略的实施，不仅是国家的事，更关乎全体公民特别是有关地区公民的切身利益，应该将此议题付诸公众讨论。首都功能疏解，是一个大蛋糕，北京附近地区可以享用，别的地方如果条件合适，也可以享用，不能成为极个别地方的专利。总而言之，这些都要放到台面上来公开讨论，让全国民众都参与，并经过合适的民主机制最终于以决定。

所谓疏解北京市作为首都的部分职能，与“迁都”无异，无非是说法不一样。从历史上来看，凡是迁都都是费人费力费财的事儿，甚至在“迁都”后导致国家的衰落，听起来这将改变承接首都职能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但在“迁都”的过程中，各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所以谨慎从之，专项研究并讨论其必要性和可行性，是根本前提。

首都目前承载的功能过多，是历史地造成的。它不仅要承载政治中心的职能，还要承载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社会中心、军事中心的职能。疏解北京市作为首都功能过于庞大的弊端，“迁都”看上去是最容易，但实际上可以说是效率最低、效果最差的办法。如果放开眼量，我们可以发现还有两个更有效、实惠且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措施可以选择。

首先是改革。中共一直都在讲改革，最近讲得更是厉害，其实通过改革就可以大幅度地削减目前北京市作为首都承载的功能。

我们从一组数据就可以看出现存问题的严重性：民和官的比例，西汉是7945：1，清朝是911:1，现代是67：1，正如财政部时任部长助理刘长琨在1998年说的，汉朝时八千人养一个官员，唐朝时三千人养一个官员，清朝时一千人养一个官员，而到了当代四十个人就要养一个官员；从行政费用占生产总值比来说，中国占25.6%，印度占6.3%，美国占3.4%，日本占2.8%；从中美行政公务支出来说，中国是37.6%，美国是12.5%。

如此庞大的政府功能，再加上其辐射效应，才是如今北京市不堪重负的根本原因。他们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损耗民脂民膏，而且也是当前北京城市污染严重的源头，对中国愈益复杂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是一个阻力甚至是伤害。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必须走改革的路子。正像李克强所说的，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来推动改革。比如对那些拟迁移到河北省有关地区的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完全可以改革掉，由社会进行自主选择和管理。

其二是保留北京市的政治中心职能，同时依靠某些地方现有基础，就地打造新的首都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社会中心，而不是浪费人力物力搬迁。比如经济中心可以选择上海、深圳等地，文化中心可以选择西安、杭州等，社会中心可以选择合肥、长沙等，军事中心可以选择保定、重庆等。（本文为搜狐博客头条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