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政协会议开幕式当天，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到科研经费乱用的事。高校的科研经费去哪了？现状如何？存在哪些问题？如何防止年底突击花钱浪费？3月8日，委员们对此进行了热议。（《新文化报》3月9日）

科研经费腐败，并不是什么秘密。2010年，中国科协的一项调查显示，科研经费用于项目本身的仅占40%。但是笼统的数据显然不如委员们的现身说法来得直接和震撼。譬如全国政协委员张杰庭说，“按照有关规定，科研经费中的15%用于项目负责人的消费”，“买一个六千万的设备，放了五年都没动，没拆过包”。全国政协委员张凤阳说，“有时候学校还遇到利益难题，今年的经费你花不完，意味着你不需要这么多钱，第二年就会减少投入，这种事情很多高校都有。”

科研腐败的危害性本无需多言。一方面科研腐败造成了公共财政的极大浪费。尤其是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国家投入到科研项目的资金逐年增加，如此算下来，科研腐败涉及的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另一方面，大量科研经费的外流，对于国家的科研水平、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也够成了潜在的威胁。科研腐败实际上就是一种“脑体倒挂”的现象，这种畸形的资源分配体制，对于科学工作者的冲击，以及整个社会科学氛围的影响，或许比资源匮乏还要大。

说到腐败，公众首先会想到公权力腐败，譬如三公消费。但事实上，科研腐败的危害性丝毫不亚于三公消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问题是，相比于对三公消费，对于科研腐败的打击和治理力度则明显要弱得多，甚至可以用“一穷二白”来形容。最典型的莫过于，迄今为止，中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关于科研项目立项、审批、经费使用、监管责任方面的系统性法律。

更大的视野来看，对于科研经费的制度性监督，也明显滞后于腐败的现状。从政协委员们的发言中不难看出，由于体制上的原因，科研腐败不仅具有普遍性，“这种事情很多高校都有”，并且很多已经成为明规则，堂而皇之地出现在高校和科研部门。类似“科研经费中的15%用于项目负责人的消费”这样的规定，不是明摆着在鼓励腐败吗？

“八项规定”以来，三公消费得到了明显的好转。治理科研腐败也要像治理三公消费一样，首先从加强制度建设入手，把科研经遇的使用纳入了可监控的轨道上来。这里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改变行政主导为学术本位。我们的科研经费的审批、发放和使用机制为何如此弱智，竟然会出现“今年花不完，明年就减少”这样违背科学规律和常识的规定？原因就在于外行管内行，行政主导科研。这必然会导致腐败，以至于申请项目成为了拉关系，科研经费很大一部分成了“公关费”。

其次是公开。科研经费来自于公共财政，没有理由处于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在很多国家，科研项目都要适度公开，接受媒体和公众的监督，并且在研究过程中，获得经费的科研团队有义务对媒体公布他的进度，政府更是强制科研机构公布财务报告。而我们的现实是，很多科研项目基本上属于暗箱操作，科研经费的流向更是除了少数人之外无人知晓，出现“买一个六千万的设备，放了五年都没动，没拆过包”实不足怪。科研腐败是最不可容忍的腐败，现在到了该彻底整治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