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国家卫生计生委发通知，5月1日起，全国二级以上医院必须实施“医患双方签署协议”新政，承诺不收不送红包。

作为一种姿态，新整合的国家卫计委，将红包问题摆到红头文件的高度，无疑是想通过向民意示好的同时，在行业反腐问题上有所建树。但是，这个一年半前，当时的卫生部征求意见时就遭到民意集体吐槽的破解红包“新药”，今天像霸王硬上弓一样执意推出，人们对它的疗效预期，依然没有看好，各种调侃依然难听。

给医生红包问题下解药，签协议本身不是错。如果医生与医院签，与监管部门签，怎么签都是内部抓纪律的事。为什么一个行业的违法乱纪现象，需要拉着病患出来陪疗？当时的国家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曾经解释，“在当前社会大背景下，红包问题非常复杂”。我理解这句话，无非是指，红包问题光解决不收还不行，还得解决不送问题。这种解释，等同于将责任，让本已交了高昂治疗费用的病患，也分担了一半去。

收红包的医务人员，不将别人的病当自己的病一样去分担，反而他们身上出了腐败的病灶，管理部门却需要社会病患把它当成自己有病一样来看待，这个荒唐的药方，对那些从不收受红包的医务人员来说，是一种人格的侮辱，对所有病患来说，是一种智商的侮辱。

医务人员中，有收红包的，也有像一身白大褂那样身心洁净的天使。一纸协议，就像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小偷，所有人都得在不做窃贼的协议上签字画押一样。倘若照此类推，医患冲突问题，也要在病患登记看病时，先跟就诊的医生签个不打架、不捅刀的协议？

红包问题，我看一点都不复杂。就是个医务人员法律底线、道德底线的问题，是医疗资源的公平公正问题。这两点把握住了，没哪个不堪医疗重负的患者，心甘情愿地多掏一笔专门用以打动医务人员私心的红包。那种把问题想得、说得无比复杂的腔调，无非是把医务人员劳动价值被低估、得不到合理报酬的所谓脑体倒挂，与挡不住病患“太热情”一起，成为医务人员收受红包的客观理由，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客观感受：原来红包问题，不是医生太贪婪，而是社会太脑残。

这是一种混淆是非的诊断。在此诊断之下，才会出现医患同签拒绝收受红包这种头痛医头脚痛治脚、完全本末倒置了的药方。

明知心疾，偏治胸痛。真正的医疗机构自身的重病不敢诊，却拿一副看上去为患者着想的狗皮膏药四处乱贴。这正是这个看上去能讨民意欢心的举措，反而遭遇民意不屑和嘲弄的原因所在。

把拒收红包的协议写在纸上，等同于将医患双方的良心，硬拉到纸上画押。以为这种世人尽知的暗箱操作，能够因为一张签字画押的协议而解决，卫计委看来不仅是一般的天真，

而且是将一个成人的重病，放到了小儿科，玩起了“小儿科”的戏法，难免让人把一个严肃的命题，当笑话来看。

红包问题，有法律规范的依据，有纪律处罚的措施，认认真真抓落实，逮住谁都不放过，依法抓、依法管、依法惩就行。将一纸协议看得比这些还重，等同于将监管的责任、教育的责任、法治的责任，都交给了一张凭空签了名字的协议。看上去责任到了具体人，实际上是对监管责任的一种放弃。如果签协议能够解决红包问题，反腐也可以签个官员与百姓之间拒绝贿赂的协议，不然不提拔、不任命；公民也可以跟国家签个协议，保证不杀人不放火、不偷不盗不嫖娼，这样，中国的执法部门和司法机构即使不解散，也可以精减一大半了。

受党教育那么多年的高官，他们在贪腐的时候，哪个不是马列主义挂在嘴上？哪个不是人前人后说得漂漂亮亮？哪个不像教父一样台上对人谆谆教诲要一身正气？他们的协议早就签在了入党宣誓的那纸重如泰山的“协议”书中。你看到中国的贪官因此个个两袖清风了吗？

一个歪瓜子裂枣的新政“带病上岗”，我看卫计委讨的不是民众的好，而是政绩的好。表示为病患着想过了，抓行风用过“新药”了，至于疗效好不好，靠天收。这种不健康的从政心态，本身就是一个做表面文章的病态。倘若最终应了一句百姓怨声载道的“形式主义害死人”这句老话，那对病患来说，还真是个身病上添心病的双重不幸。

红包协议“药方”，挑明了说，就是个自欺欺人的麻醉剂。职能部门把这个当解药，百姓心里看得很清楚，那只不过是一包失效的过期药。把它当兴奋剂在服的那个，百姓眼中不只是当个笑话来看，还当病人来看。

离5月1日还有些日子。这剂药，我看卫计委还是包包收起来的好。百姓早就看穿这剂药，是无效的药。硬要医患双方服了去，跟假药、泄药的副作用，没多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