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回忆，中央决定专门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研究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讨论研究，认为必须建立五根柱子。第一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第二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第三要建立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第四要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第五要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

　　在《决定》起草过程中，关于提“劳动就业市场”还是提“劳动力市场”，大家就产生了不同意见。高尚全坚持要理直气壮地提劳动力市场，但有人说：劳动力怎么进入市场呢？劳动力进入市场就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所以不赞成劳动力市场的提法。

　　高尚全认为必须明确提出“劳动力市场”。“工人阶级是一个整体概念，而具体到每个工人是局部的概念，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高尚全说。

　　最后，劳动力市场终于被写进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十二届、十四届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出台的文件，几乎都是相隔十年。“现在距离上一个文件的出台也已经有十年了，改革也面临着新的情况和任务。”高尚全说，“回顾过去三个决定文件的起草历程和深远影响，我们可以预见，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对我国下一步改革开放作出重要的战略部署，并出台重要的战略性文件。”

　　偶然还是必然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汪玉凯反复申述，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成为“第二次改革”的起点，也将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一个转折点。汪玉凯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跨越35年的时光，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起一种历史的关联。

　　在汪玉凯看来，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的6个决定多是有关改革的某一方面，比如市场经济体制、价格、工资改革或者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则具有全局性改革的意涵。

　　按照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话来说，这次会议将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并作出总体部署，提出综合改革方案。

　　汪玉凯说，他做出这一判断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当下改革已经进入战略转折点。过去相当长的时间，我们都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导展开各项改革，但越到后来，经济改革对其他改革的带动越来越困难。因而，政府自身改革显得更加重要。这就是说，中国改革发展到了目前这个阶段，改革的内在逻辑正在发生变化，行政体制改革是大盘子改革中的重要选项，通过政治要素改革来推动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是目前的思路。

　　二是传统发展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经济在持续快速发展，但付出了过高的代价，反映在转变发展方式方面，突出表现为低成本出口战略、低端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资源环境的使用方式、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持续下降和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在快速推进，但积聚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这些经济层面的改革、社会层面的改革几乎都和政府自身的问题相关，改革之所以难度大、难以深入，也都和政府自身存在的问题有关。

　　“因而，当下的改革必须是从政府自身入手，只有这样，才能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腾空间。这是第二次改革的核心，一旦启动，其影响不是一年两年的，而是长期的。”汪玉凯说。

　　专事党史研究的韩钢更为谨慎。他认为，三中全会的重要性，到底是制度演进的内在必然，是惯例，还是并无深意的巧合，尚待研究。

　　当然，历史是由一个一个的偶然组成。须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那个中央工作会议，原本只是要讨论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