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巧合吗？正好一年，像是又回到了蜜月开始的那一天。

　　15日晚，原本决定在1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被提前到了当晚发布。一扫前两天中国民间舆论场上的阴霾，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赞扬。

　　从此次公布的《决定》的内容看，这种赞颂不难理解。相比此前的同类决定，此次决定涉及面广，不光有经济方面的内容，更涉及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方面的内容。此前一份非正规渠道流传的文件内容均得到印证，包括启动计划生育改革、废除劳动教养、改革国企、国有资产划归社保基金、土地改革、司法改革等一系列有力的改革措施都罗列其间。

　　对于大众关注的计划生育，传言终于得到证实，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联想到之前计生干部都并到卫生系统，实际也是为此次改革扫清最大障碍。也也反映出当下很多改革不是思想方向问题，而是协调各方利益。

　　体制的教授、老师、公立医院的医生，也能看到利好。《决定》显示将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这不但有利于教授治校，从更大的层面上看，行政级别的取消，将会潜移默化的消解权力对思想的控制。

　　在农村、农民、农业问题上，改革措施是有力的，但也仍在社会热盼的范围之内。《决定》提出，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宅基地用益物权的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

　　对于教育体制改革，将实行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也就是说重点学校、重点班制度将逐步取消，择校难题有了化解的制度保障，从根本上可以减低学生负担。由于将实行“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那么，户口制度之下解决异地高考也有了制度空间。

　　虽然不直接涉及民生，但文工团等非战斗人员与娱乐圈有着很高的交集，是媒体的关注对象，光鲜、知名度高且时常有负面新闻，所以引起的诟病也多。此次决定提出减少包括机关兵、文职人员、文工团、军事院校等等的军队非战斗人员，也成为受到社会欢迎的一大举措。善虽小，但只要去做了，起码在民心上的收获却很大。

　　在反腐方面，除了强调生活、工作标准严控控制，不准超标准享受待遇外，还提出探索实行官邸制。此外，还提出建立全社会房产、信用等基础数据统一平台，推进部门信息共享。？无疑，全国房地产信息联网的建立，是一个很好的反腐利器。

　　总体上来看，此次《决定》以改革为主线，突出深化改革的新举措，在改革的重点、关键领域，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上，都做出了直接回应。态度是积极的，话语也更明确，较之之前艰深晦涩的政治语言，明晰的承诺更能体现决心。而另一个体现出决心的则是，时间表，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

　　正如习近平所说：“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研究什么议题、作出什么决定、采取什么举措、释放什么信号，是人们判断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施政方针和工作重点的重要依据，对做好未来5年乃至10年工作意义重大。” 未来10年中国的变化就在其间。所以，从字面来看，网络上的乐观不难理解。

　　不过，另一些人也不那么乐观，他们显然有理由如此。实际上，在决议公布此之前，劳教制度在事实上已经终止了，在具体操作中，被分化为刑罚、社区矫正、治安处罚等多种形式，但遗憾的是，寻衅滋事罪、聚众扰乱社会公共场所秩序罪却又成为口袋罪的趋势，成为一些地方政府肆意妄为的空间。虽然对于这种现象，《决定》提出的：推动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以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就显得非常有意义，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对司法的干预，加强司法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但最终化解这种担心，需要的是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对此，《决定》也提出了：宪法具有最高权威。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

　　不过，更重要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始终是既得利益群体，官僚阶层抵制改革的办法。从公告到决定，虽然细化了很多，但到具体的实施办法，乃至最后执行，以及具体行政体系中科层阶层的应对，充满了无数的应对、异化可能。显然即使《决定》花团锦簇，但仍是纸上谈兵。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十年之前的决定，改革态度仍然是积极的，当时的社会舆论也是一片“新政”的欢呼声音，但接下来却是十年改革的停滞。当然，时势造英雄，也会困住英雄，原因非常复杂。这些因素仍然存在于当下中国，最终，导致改革的共识失掉了。

　　那么，这些因素是否需继续困住改革呢？对此，习近平说过：“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光有立场和态度还不行，必须有实实在在的举措。行动最有说服力。要有新突破，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

　　“搞改革，现有的工作格局和体制运行不可能一点都不打破，不可能都是四平八稳、没有任何风险。只要经过了充分论证和评估，只要是符合实际、必须做的，该干的还是要大胆干。”

　　作为红色江山的代表，最高领导人，习的话反映了对体制内的一个清晰认识，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的政治精英阶层应有的集体理性。不过，这个集体理性虽然应有，但却不一定是集体的共识。

　　道理很简单，作为掌握中国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的群体，对于其中的个体而言，他人不贪，整个阶层保持健康，自己一个人贪，利益巨大，是理性选择；当别人都贪的时候，阶层注定沉沦，自己不贪，也仍要受连累，不贪就亏了，所以理性选择也仍是贪。就这样，在囚徒困境下，个体理性并不能达成集体理性。

　　从这个意义上看，集权以凝聚共识，似乎就是一个达成集体理性的途径，继而才能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如果从这个意义上，国家安全委员会变得富有积极意义，也许是出于这个理性分析，也许仅仅纯粹是忘记了，之前的猜测一扫而光，开始乐观期待。也许，正因为今天的网络上乐观的声音如此之多，这反过来暗示着谨慎的乐观，是当下最好的方式。只是，但愿中国人不要再次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