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又称“万人计划”）第一批入选名单正式发布。据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该计划将用10年左右时间遴选支持1万名高层次人才，包括100名“具有冲击诺贝尔奖、成长为世界级科学家潜力”的杰出人才。

　　这个消息从官方媒体发布出来，立即引发网上普遍的质疑声：诺贝尔奖是靠金钱或者是领导支持就可以冲击出来的吗？官媒的说法，就连“万人计划”首批杰出人才入选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也不认同，周院士坦言诺贝尔奖不是冲击出来的，周忠和希望科学评价能回归科学共同体，逐步摆脱行政化约束，也希望社会能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意义有更多认识，不要过于急功近利，让科研人员受到应有的信任与尊严，觉得做基础研究是体面的、骄傲的工作。

　　国家出台一系列人才奖励计划初衷很好，但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学生参加奥数比赛，国外大部分都是来自民间，并无所谓的举国体制。正如美籍华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所说：“一个做科学家的人，为拿诺贝尔奖来工作是非常危险的”。

　　迄今为止，中国只有在颇具争议的诺贝尔文学奖和诺贝尔和平奖项上取得突破，无论是官方和民间，都希望中国本土科学家乃至医学家、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大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拥有上千万科技人才、数百万医师人才、数十万经济人才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每年都与争议甚少的诺贝尔科技、医疗、经济等奖项无缘。

　　尽管“诺贝尔奖与中国”常常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是对于中国科研领域来说，仍然是一个无法回避令人深思的问题。如果不算文学奖、和平奖，其他的诺贝尔奖包括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经济学奖等与政治无关的奖项，中国大概可以与其他国家比试比试，奇怪的是，每到诺奖评选季节，科技界都变得鸦雀无声，甚至越来越心虚胆怯！

　　据统计，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口大国，在建国30年后都会涌现出一位科学家摘得诺贝尔奖。唯有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仍然没有一位中国本土科学家戴上这顶科学皇冠。美国这个国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不到5%，获得诺贝尔科技奖的人数却占了全球获得该奖人数的70%以上。这种强烈的反差对比，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还有许多值得中国反思的地方。

　　回归祖国怀抱的诺奖得主杨振宁曾经说，假如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中国人会摘得更多的诺贝尔奖。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快了，中国领导人对科技发展就会有很殷切的要求，对科研工作的投资也才有大幅度的增长。杨振宁甚至认为，制约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落后。他说，刚回国时，中国10所最好的大学正教授的年薪，算下来人均还不到2000美元。后来他看到政府不断的给科研人员加工资加投入，如果发展下去，中国人可以做出很多能够得到诺贝尔奖的成就。

　　然而令杨振宁老先生尴尬的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三十年，中国科研经费的超常规增长也是相当惊人的，中国许多科技人员包括教授的公开收入和隐形收入，已经接近甚至远远超过欧美一流的教授学者，中国仍然没有什么重大科研成果或重大发现，能够拿出来在国际上炫一炫，现在看来，资金投入并不是什么主要原因，诺贝尔大奖不是靠金钱砸出来的，也不是靠举国体制冲击出来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佑寿曾经说过：制约中国获诺贝尔奖的关键因素在于缺乏创新精神，特别是决策者缺乏创新精神。而这种创新精神的缺乏在一定程度是由中国的教育体制所决定的。

　　中国在物理、化学、生物与医学、经济学等基础研究领域，并没有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而崛起，相反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实际差距却越来越远，举国之力能搞出“神九、神十”，却无法掩盖中国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贫乏。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大卫。格罗斯教授曾给中国浇了一盆凉水：他认为中国迟迟不能问鼎诺贝尔奖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国只注重对科学技术方面的投资，而忽略了对基础科学的研究。”

　　科学的生命在于不同观点的公开争论，中国科学界的一言堂以及论资排辈和政治优先，实质上早己抹杀了科学的创新性。由于体制的影响，中国科学界开放度不高，评聘制度不完善，竞争机制不健全，导致科技创新流于形式。即使是得到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也无人过问，令其自生自灭。理论权威有权力，没责任，不能对当前专业学科的发展给与定期评述，仅仅靠单方向的文章评审和项目评审控制学术发展，缺乏科技公平的竞争性。

　　事实上，无论是学术权威，还是初出茅庐的学子，都应具有平等学术争论的权力，以理服人，而不是以权压人，这是科学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证明一种观点要有理有据，反对一种观点也要有理有据。“我不相信你，你就通不过”，是当今学术界科技界司空见惯的一种恶习，对于不同的学术观点采取打击报复，压制封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扼杀了中国的创新精神和科研团队。

　　芝加哥大学是全球拥有最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大学，培养出了8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锦穆尔曾在北京自豪的说：“芝加哥大学把‘益智厚生’作为校训，意思是学校的一切教学工作都是围绕有益于培养学生的智慧，有益于学生的成长。我们特别强调芝加哥大学是这样一个场所，无论对于教师还是学生，这里是新思想，新创意的诞生地，学生与教师可以不受限制地争论，学校的责任是尽一切努力营造这样一种富有创造力的学习和学术氛围。”

　　罗伯特·锦穆尔甚至举例说明：“在我们学校，不少教师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与学生一起讨论问题，并不因为教师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就可一言堂，自以为是，他们对学生同样要讲道理，允许学生提出不同观点。我们始终强调芝加哥大学的学生要有认真思考和独立思考的精神，我们学校拥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有的还在我校，有的在校外工作，但他们在校时都是具有这种精神的学生。芝加哥大学长期以来都在营造这种良好的学术氛围。”

　　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总是不完整的，认识真理的过程永远不会完结。没有新理论、新假说、新发明、新技术，人类就不能发展，社会就不能进步。但是，错误的认识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新思想新观念的确立，需要与旧思想旧观念作长期的比较鉴别，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标新立异，开拓创新，力排众议，舌战群儒，逆潮流而拥护真理，其生存和成功的艰难可想而知。如果没有社会的宽容，政治的平等，法律的公平，争论的公开，评判的公正，新观点新思想是无法生存和发展的，甚至无立足之地。长期垄断中国科学界的“官本位”就是将科学的立异性演变为趋同性，只有传播科学的功能，失去了再生科学的本能。科学的本质是求“真”，“官本位”的本质是求“利”。道不同难以相谋，有谁会为真理丢官丢利呢？

　　如果中国的教育、科技体制维持现有的格局，即使侥幸拿下诺奖也没有任何正面意义，势必会继续掩盖中国教育、科技等领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如同中国经济增长拖延了中国体制变革的进程一样。诺贝尔奖从某种意义上说，提供了对中国教育和科学现状的反思，提供了对中国教育以及相关科学发展的思维、行动和前瞻性决策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