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区2200名新增地段生入学，就把天河区的小学弄得手忙脚乱、叫苦不迭，有些学校不得不将图书馆、活动室改成临时教室。这实在有些不可思议。按照无为加计划学派的逻辑，问题肯定不是出在供应方和服务者的身上，一定是消费者消费能力太大所致：谁叫你们生孩子都喜欢扎堆，“金猪宝宝”成了“罪魁祸首”。

　　其实，稍微懂点常识，会动手上网的人，应该早在2007年就已经获知人口变化的信息，随便花点心思做点实事，都不会6年过去后，仍没有任何应对措施，临到了，才如怨妇般抱怨，以降低服务质量的方式来忽悠大家。就好比下雨天反正会摔跤，不如躺在泥地里不往前走，等你一万年。六年之后，这些所谓的“金猪宝宝”又将面临小升初，届时计划加无为派估计还将继续不思进取，无为到底，把今天的话重复一遍。

　　从更深层的角度看，人口政策的管控导致教育资源无法充分调动，才是教育主管者以及公立学校陷入路径依赖的关键。正因为计划人口理论一直强调社会资源的有限性，所以教育作为一项社会资源，自然而然要按照人口计划来投入。教育投入被限制，教育市场进而有了行政垄断的借口，行政垄断迫使教育市场不能按照消费者实际的消费量和能力来进行供应，反过来又成为制约人口的证据：你看是不是生太多了，我们学校学位都不够了。一旦国民按照自己意愿，不按照人口计划，稍微出格，无为加计划派就会不适应，只能出台“人户一致”这种继续画地为牢的低级措施。

　　一旦进入该路径，惯性的力量会使路径内的人，首先会不自觉的夸大人口数据。事实上，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后就低于更替水平，在1995年后只有1.4左右，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2，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2.1。不要忘了当时是“千禧之年”，正是所谓的“吉利年”，这点消费能力都不能满足无论如何说不过去。

　　其次，路径内的人会拿“教育资源不足”这个伪命题说事，忽略众多社会资源被闲置的现实。在广州这样一个较为市民化的社会里，不缺资金、不缺人手、不缺热心，为什么会缺学校、缺好学校，这才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显然不能归结为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对于教育资源市场配置的排斥才是需要反思的地方。社会力量的介入，无疑能激发学校之间的竞争，让公共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按照消费提供相应的服务。

　　对于习惯于管制路径依赖的人，应该听听李克强总理的讲话：“凡社会能办好的尽可能交给社会力量承担，加快形成改善公共服务的合力。”政府办好普惠型的学校，其他的不妨交给社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