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1日，看到中纪委宣布调查国资委主任蒋洁敏的晚上，我敲这篇稿子。对于腐败和反腐败，每一个中国内心都堵着一块一块的感触。无论“乡校”毁与兴，人们都在议政。网络就是永远不毁的乡校，如果不遇到断网之类的绝对情况的话。

　　当前，党中央一手抓“内部整肃”，一手抓“社会稳定”，两手都很硬。六十年来少有的硬。单就以反腐的方式进行内部整肃来说，六十年来，现在是最硬的。而社会管控措施，也是二十多年来最硬的。这是当前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特点。

　　整肃内部体制，传统上叫整风。当前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就是这种传统。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反腐败不是官场整肃的首选手段。毛泽东也反腐败。尤其在进城之初，毛泽东对自己队伍的腐败，用今天的话说，叫“零容忍”。笔者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讲毛泽东亲令诛杀张子善、刘青山两位“腐败分子”的故事，听得背脊发麻。那是我第一次正面获知当代“君叫臣死”的故事。但后来，毛泽东整肃干部队伍是直接从政治路线入手。

　　毛泽东同时代的革命前辈，直到去世之前，都没有什么家财。房子是国家提供的，开支是国家承包的。那叫供给制。没有经济市场，没有腐败空间。国家“既无外债也无内债”。官员家里既无人民币也无美元。如果有美元，数目也应该相当有限，而且不方便使用。子女去美国留学，必须按国家计划派送，没有薄瓜瓜的方式。因此，也可以说，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官员的生活纳入了一个可以自上而下操控的程序，官员的腐败空间很有限。

　　这种局面持续到文革结束前夕，官员阶层的生活形成了稳定的级别结构。制度规则以外的隐形享受，也是有级别的。例如，在最高的层面，毛主席在全国有别墅。全国的某些着名的别墅，也有仅共林彪，周恩来等一些老一辈革命家专有的。以下的干部，如省部级，也都有自己的小楼了。到了县城，风水最好的地方，也都是领导干部的住处了。

　　但也仅此而已。直到新时期的初期，党内还仅有“不正之风”的说法。不正之风指生活上的一些突破规定的特权，包括提拔干部不透明，任人惟亲，当然，也包括“生活腐化”等等。但直到八十年代末，还有这样的故事，一位副总理级的干部，在国外访问，专机拒载了一些想搭乘回国的运动员，内参稿传至最高层，这位官员不得不作内部检讨。

　　到八十年代后期，还不能公开批评党内有腐败。这是很严重的指控。不仅报纸上没有腐败一词，甚至日常交谈中，也不方便提。如提，相当于今天提政改和宪政一样，显得“偏激”。到了两千年前夕，现代汉语词典的“腐败”，还没有现在通常所使用的词性，而是指食物或动植物因腐化而变质。

　　笔者的故乡，因为出现了一位内心坚如磐石的伟大人物邓小平，在九十年代初期从南充地区分离出来，成立广安地区（后改称广安市）。新行政区要迎接一批新来的领导干部，当时的规划者可能是稍稍有一点前卫的眼光。干部小楼“超标”了。在一片新规划区的荒山上，首先建的这些干部楼，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从当时的眼光看上去，相当扎眼。当时南方周末已经有全国新闻视野了，这个消息上了南方周末头版（现在想起来，非常不可思议，当时的报道也真敢报）。

　　然而，没过几年，这些小楼便落伍了。我还进去看过，里面那格局，根本不能住一个像样的干部。楼道窄得穿大衣可能扫两边墙。到现在，可能只能住工友了。我想说明的是，中国的腐败伴随着经济起飞的背景。“所有人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大致上，确实可以这么说。但是，体制内总是在超前享受物质利益。

　　我家乡的县城（不是广安县），共产党的第一任县委书记，是骑马来的。后来有一个帆布吉普。文革都结束了，还有一位县委副书记下乡踩到老鼠尿染病而死，可见真是草鞋干部。三十多年过去，到现在，当然是跟全国各地一样，县委县政府及以下的每一个部、委、局和乡镇，主要领导都有小车和专职司机了。

　　九十年代中期，四川石油公司总经理赵某，贪污四十万，上南方周末第一版，文章最后推测了一句，说他有可能被判死刑（后来没有）。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省级以上城市开始兴起报道市民消息的报纸，那时，贪污一万就可以上这类报纸的要闻版。

　　新时期发轫，茅台酒几块钱一瓶。两千年前，靠近三位数。到去年，达到二千五。升值接近千倍。这期间，中国经济增长了几倍。谁把茅台酒喝高的？正面无法证明，有一个反证：今天，习李新政在限制各级官员公款消费上动了一下“真格”，它的价格陡然跌了半以上，目前，已经回落到三位数了。

　　腐败以超数量级的速度跑赢了GDP，也让惩治腐败的法律跟不上趟。面对今天的贪官污吏，刑法蜷缩在法庭的一禺，不敢出庭。因为它的真面目一亮相，就得杀人如麻。按刑法规定的十万底线，许多官员死千回犹难赎罪。善良的人们不敢想像，也想像不出陈同海，刘志军，刘铁男会有多少钱，如何弄到那么多钱，弄那么多钱干什么。

　　他们不仅敢要钱，而且敢要命。薄熙来案和王立军大致落幕。人们看到，新时期的豪门恩怨，多么惊心动魄。他们仿佛在重庆实行的是另一种法律。突然之间，有那么多家庭的财产应该没收，那么多人应该处死或坐牢，最不起眼的市民，也有那么多需要劳教。

　　他们疯了吗？到法庭上一看，他们一个个人模狗样，两代人的贵族生活，就可以把男人养的风流倜傥，女的端庄大方，而且思路清晰，能言善辩。他们没疯吗？据说是因为预约中的一点四亿佣金纠纷，他们就会处心积虑地谋杀一位外国人。

　　他们心明眼亮地认为，平民的孩子就应该学习刘文学，学习雷锋。而他们的孩子，就应该去英国上哈顿公学。平民的孩子进城上学缴高价，进山上学走绳索。他们的孩子在国外，保安由国内的公安局长负责。谁知道这公安局长是“公安”或是“私安”？我们只知道，这一切，都得我们埋单。

　　没有人知道腐败的极限。不能想像的腐败永远在后面。最近，“石油系”的又出来挑战民众的想像力了。

　　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同志，从成都的一个别墅群里抓出来。前四川省政府秘书长和副省长郭永祥同志，从同一个别墅群里被抓出来。媒体顺便描写了他们那个别墅群。北京晚报评论了那个别墅群，标题叫“从延安窑洞到浣花溪别墅”。因为它的地点在成都浣花溪。其实，现在住这里的人，已经没有从延安窑洞走过来的了。他们只是享受窑洞一代革命家创建的红利。

　　大地是上帝的馈赠。我们想起一千三百多年前的“浣花溪”，也就是今天的杜甫草堂旁边。杜甫在成都据说做过相当于建设厅长。不知道他老人家看到此情此景，看到这一百五十套，四层楼的独栋别墅，这三米高的围墙下，日夜巡逻着警察的“新时期的革命窑洞”，这一块周围一千米建筑都限高的“法外飞地”，会把今天的民间疾苦变成怎样的笔者波澜。

　　要构建类似这样一个腐败据点，需要当时的当地的省市主要领导达成腐败的共识。划地，拨款，施工，瓜分，是一个系统工程。情况向好的是，从当前的反腐形势来看，大约这个腐败案的策划者得有所交待的时候马上就要到来。

　　腐败，是体制的毒瘤。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种体制，可以沿着腐败的道路上可持续地发展下去。腐败可以是制度性的，但是，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可以跟腐败和谐共处。因为腐败不仅是对民众的盗窃，也是对体制的盗窃。

　　所以，任何体制不能不反腐败。将近二十年来，我们总是听到一个词叫“加大反腐败力度”。我们是在“不断加大反腐败力度”的过程中走到今天的。我们还记得，曾经有官员反击过“越反越腐”的说法。但说法归说法，你就说没有腐败都可以，腐败本身会以让官员疯狂让人民痛苦的方式告诉你什么叫腐败。

　　从最近的情况看，今天中国官方的“反腐败”不仅手段硬，而且在法律程序上，也超过了过去任何时代。薄熙来的庭审大部分让公众看到了，至少说，起诉书呈现的部分过堂了。你可以说微博直播不完整，但是，现场还有那么多人在旁听，无论他的身份是什么，也许他现在不会把看到的写出来，但实际上，每一个人心里都藏着一支录音笔。所以，也可以说，审薄的过程也是向未来的历史直播了。

　　今天，中纪委宣布调查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先生。从蒋先生的履历看，跟前四川省副省长郭永祥一样，是“石油系”出身的大佬之一。它所反映出的这一条反腐路线指向已经清晰。这或许意味着，中国将有一个跟薄王案一样值得关注的，惊心动魄的系列审判。

　　每一个腐败案都意味着国家和人民付出过代价。人们希望这些代价换来的是进步。希望在完成这一系列审判之后，中国进入另一个新时期。可以设想的是，在完成薄熙来案，“石油系”等列审判之后，新一代政权的领导班子，将是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战斗力的团体，甚至比过去三十年任何时候都团结而有力。那么，在接下来的十字路口，他们将赢得更多的可能性。

　　同时，新一代领导人对社会的的管理和控制也跟消除体制痼疾的手段一样强有力。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对舆论和其它敏感的人事加强了控制，“净化网络”，“清除网络谣言”，都是很有力的步骤。或许，对于体制来说，这是在为反腐败、整肃干部队伍营造环境，为新的改积蓄力量的阶段性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