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日本NHK电视台16日报道称，除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以及冲绳本岛外，日本列岛周边分布的离岛数目超过6800座，绝大多数为无人岛，且部分岛屿尚未被命名，未能够得到日本政府很好的管理。其中部分岛屿可作为日本“专属经济区”的基点。鉴于此，日本政府近日已就通过各地方自治体向当地发出照会，对尚未命名的39座岛屿名称进行确认。
　　
　　2011年刚过没几天，经受住了核辐射考验的日本政府，真可谓“顽强”之极，居然又敢“冒全中国之大不韪”，想通过命名钓鱼岛这一事件来考验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不可不谓用心良苦、居心叵测！作为一个正直的和实事求是的中国人，笔者在此并不想过多地谴责日本政府，更不想在此把诸如南京大屠杀之类的惨痛往事搬出来助威，只想讲讲事实摆摆道理，日本政府务必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切忌不要一意孤行！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铁证如山，不容置疑。中国有关钓鱼台岛的最早文献出自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的《顺风相送》，称该岛为“钓鱼屿”。其后文献及官方舆图亦采用“钓鱼屿”名称，见诸如明朝嘉靖十三年（1534年）第十一次册封使陈侃所著《使琉球录》、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浙江提督胡宗宪编纂之《筹海图编》、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乾隆皇帝钦命绘制之《坤舆全图》（《坤舆全图》使用闽南语发音，称为“好鱼须”，即“钓鱼屿”）。台湾沿用“钓鱼台”名称至今。大陆现代则称该岛为“钓鱼岛”，有时也用“钓鱼台”的名称。
　　
　　中国从明太祖开始向琉球派遣册封使，即专门代表当时中国政府册封琉球王的使节。１５３４年明朝第十一次册封使陈侃所著《使琉球录》中有一段记载他们与琉球使者并舟同赴琉球的文字说：“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顺流而下亦不甚动。过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一昼夜兼三日之路，夷舟帆小不能相及矣。在后，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歌舞于舟，喜达于家。”（标点系作者所加）（１）古米山又称姑米山（岛），即现在冲绳的久米岛；夷人指当时船上的琉球人。文中琉球人见古米山而“歌舞于舟”的归家之喜清楚地表明，当时的琉球人认为只有过了钓鱼岛，到达久米岛后才算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而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则根本不属于琉球。
　　
　　１５６２年明朝浙江提督胡宗宪编纂的《筹海图编》一书中的“沿海山沙图”，标明了中国福建省罗源县、宁德县沿海各岛，其中就有“钓鱼屿”、“黄尾山”和“赤屿”等岛屿。可见早在明代，钓鱼岛就已被作为中国领土列入中国的防区。
　　
　　此后，１５６２年的册封使郭儒霖所著《重编使琉球录》中又称，“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风，即可望姑米山（久米岛）矣。”这段话更清楚地证实，当时中国已将钓鱼岛列岛中最靠近琉球的赤屿，即现在的赤尾屿作为与琉球分界的标志。
　　
　　到清朝，中国与琉球的界线在钓鱼岛南面海槽一带已成为中国航海家的常识。清朝第二次册封史汪楫１６８３年赴琉球，并写下《使琉球杂录》。该书第五卷中记载了他途经钓鱼岛、赤尾屿后为避海难而祭祀时，船上人告诉他船所经过的海槽（当时称为“过郊”或“过沟”）即是“中外之界”。此后，１７５６年赴琉的周煌在其《琉球国志略》第十六卷中也提到汪楫“问沟之意，曰中外之界也。”证实了“黑水沟”是“与闽海界”，以海槽相隔，赤尾屿以西的钓鱼岛各岛皆为中国领土。
　　
　　１７１９年赴琉球的清朝康熙册封使徐葆光所著《中山传信录》当时对日本及琉球影响极大。该书是经徐葆光在琉球潜心研究，与琉球地理学家、王府执政官等人切磋后写成的，十分严谨可靠。它被译成日文，成为日本人了解琉球的重要资料来源。该书指出册封使赴琉球的海上航路是：从福州出发，经花瓶、彭佳、钓鱼各岛北侧，自赤尾屿达姑米山。书中又注出姑米山乃“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即镇守琉球边关之山，而将现八重山群岛的“与那国岛”称为“此琉球极西南属界”。
　　
　　上述说明，明清两朝政府一直视钓鱼岛为中国领土。直至清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年）十月，即甲午战争的前一年，慈禧太后还曾下诏书，将钓鱼岛赏给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作为采药用地。此诏书中写道：“盛宣怀所进药丸甚有效验。据奏，原料药材采自台湾海外钓鱼台小岛。灵药产于海上，功效殊乎中土。知悉该卿家世设药局，施诊给药，救济贫病，殊堪嘉许。即将钓鱼台、黄尾屿、赤屿三岛赏给盛宣怀为产业，供采药之用。”
　　
　　另查阅一本“烂书”《海国志》可发现，其时为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闰五月，详细的表述，即“(1808年闰五月)十三日辰刻，(沈复)见钓鱼台，形如笔架。”此处沈复所记见到钓鱼台(岛)的时间，比日人古贺辰四郎“发现”的年代足足早了76年。而且，经过查考，这部书抄录时间为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比日本人发现“尖阁诸岛”的时间早61年之久。根据国际法中的“先占原则”，中国早于日本发现，该岛理应属于中国。正因如此，这本“烂书”竟然价值连城，一些日本人甚至开价千万想毁此铁证。
　　
　　关于钓鱼岛自明代以来即为中国领土，这不仅是中国政府的立场，也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教授经过严肃认真考证后得出的结论。井上清曾于１９７２年撰写了一部专著，题为《“尖阁”列岛———钓鱼岛的历史解析》。他在书中指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经过查阅历史文献而断定：钓鱼岛在日本染指之前并非“无主地”，而是中国的领土。正如井上清教授所云，日本明治维新开始（１８６８年）以前，在日本和琉球，离开中国文献而独立言及钓鱼岛的文献，实际上一个也找不到。日本最早有钓鱼岛记载的书面材料当算１７８５年林子平所著《三国通览图说》的附图“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然而，他也是以中国清朝康熙册封使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为依据的，该图也是采用中国的“钓鱼台”为岛名，并将钓鱼岛和中国福建、浙江用同一淡红颜色标出，而久米岛则同琉球一样为黄褐色，并照引徐葆光的话称，久米岛是“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１７１９年日本学者新井君美所著《南岛志》一书中提到琉球所辖３６岛，其中并无钓鱼岛。１８７５年出版的《府县改正大日本全图》中也无钓鱼岛。甚至直到１８７９年，中国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就琉球归属谈判时，中日双方仍确认，琉球是由３６岛组成的，其中根本不包括钓鱼岛等岛屿。
　　
　　当然，也有日本人指出，中国出版的地图也曾使用过“尖阁列岛”或未标明钓鱼岛，以此作为日本领有主权的根据。在中国历史地图册上，清朝时钓鱼岛曾标明为钓鱼台，为今台湾沿用。在日军占领时期中国出版的地图上，钓鱼岛曾被迫改为“尖阁列岛”或未加以注明，例如当时上海《申报》出版的中国《新地图》便是如此。战后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个时期印制的中国地图，有的仍沿用或受其一定影响。例如，《中国分省地图》１９５６年第一版和１９６２年第二版均在地图集最后附加了一段说明：是根据抗战时期或解放前申报地图绘制。正是由于上述日军占领中国的历史原因，造成中国地图中关于钓鱼岛记述有不尽相同之处。这些只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历史的遗痕，而决不能证明日本对钓鱼岛等岛屿拥有主权。
　　
　　日本的地图及官方文件中均曾正式使用中国的岛名。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７０年日本出版的２１种地图及大百科事典中，有２／３没有记载所谓的“尖阁列岛”，有的称“鱼钓岛”。日本方面关于钓鱼岛所属各岛的称呼更为混乱。据说日本最早提出叫“尖阁列岛”，是１９００年５月冲绳师范学校教喻黑田岩恒根据英国人称呼的“尖头诸岛”演化而来的。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５日，日本政府将该岛作为“国有地”编入日本地籍时，才将赤尾屿改为“大正岛”，但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并未正式使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向盟军司令部提交材料时，日本海上保安厅水路部的海图仍使用中国命名的黄尾屿、赤尾屿；１９６９年，美军占领下的琉球政府的正式文件和告示牌上也使用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名。１９６９年５月钓鱼岛海域有石油的消息传出后，冲绳地方政府收到石油公司大量要求勘探的申请，此时根据琉球石垣市市长命令，日方开始在钓鱼岛上建标桩，并再次将黄尾屿改为“久场岛”，将赤尾屿改称“大正岛”。
　　
　　然而，由于这些岛屿的名称并未经敕令（天皇的诏令）命名，所以１９７２年以前，日本政府未曾举出各岛详细的岛名来强调主权，而是一直笼统地称为“尖阁列岛”或“尖阁群岛”。时至今日，日本一些地图对这些岛屿仍使用中国名，例如，１９８４年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世界大地图帐》便清楚地写有汉字并标注了日语发音：鱼钓岛（Ｕｏｔｓｕｒｉｊｉｍａ）、黄尾屿（Ｋｏｂｉｓｈｏ）、赤尾屿（Ｓｅｋｉｂｉｓｈｏ）。而且现在冲绳县地方政府和日本政府在正式文件中，也都使用黄尾屿、赤尾屿这一称呼。直到１９９５年２月防卫厅向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提出的“防卫厅资料”中，还在使用中国的岛名，即黄尾屿、赤尾屿。
　　
　　综上所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捍卫钓鱼岛领土主权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如果日本政府执意逆势而行，如果日本政府全然忘记历史上和现时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给予的恩惠“以怨报德”，如果日本政府一定要把中国人民的仁义视为软弱，那么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是绝不会答应的，和平的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向来渴望和平并积极地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但和平的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也绝不畏惧霸权和强权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