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此来看，“五四”以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一直处于悖论状态之中，一方面不遗余力地主张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又不遗余力地否定支撑自由主义的历史文化传统。以至于否定了中国人的生存伦理，把中国人变成了纯粹的无根的欲望主体，自由被等于单纯欲望的满足，而没有任何伦理上的生存意义，这就是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话语被经济自由主义话语垄断的原因所在。因此，中国面临的现代性困难不仅在于如何解决人口和资源的矛盾，满足每个自由人的欲望，而且在于符合恢复传统文化，给中国人的生存赋予哲学意义，使中国人的生存具有伦理上的尊严感和自豪感。 今天，中国是一个经济上生机勃勃而政治文化上茫然失措的国家，中国人的财富每天都在增加而幸福却每刻不断在减少，因为国家缺乏文明的方向，个人缺乏伦理生活的根基。传统文化赋予的伦理基础和生存意义被“五四”以来的反传统摧毁了，共产主义赋予的伦理基础和生存意义再次被后冷战的意识形态所摧毁，而今天除了永无止境的贪婪，我们的生存还能凭信什么。这种生存根基的摧毁每次都是通过对历史以及历史中所确立起来的伦理德性的解构完成的。“五四”以来，我们把中国历史描绘成封建的、专制的、吃人的历史，儒家伦理因此被摧毁，1980年代以来，我们再次用同样的手法解构我们的共产主义历史及共产主义伦理；相反，我们不断要神话西方的历史，试图把中国的历史纳入到西方的历史中，让中国人在西方历史中获得生存的意义并按照西方人的伦理生活，就象被过继到别人家的孩子，中国人因此无所适从，过得很不开心，既找不到自己的生存意义，也不知追求怎样的伦理生活，完全丧失主人意识，茫然若失，不知所措，这就是福山强调的“历史终结”的政治意含。 因此，要回应台湾问题提出的哲学挑战，就必须重建历史在现代性中的重要地位，把历史与人生的意义联系起来，把历史与德性的培养和伦理生活联系起来，更全面完整地理解自由主义和现代性问题，捍卫中国历史和文明对于中国人的自由生活的重要意义，为中国人的伦理生活提供哲学根据。因此，未来中国的思想界，历史问题必然会重新成为哲学思考的主战争，因为中国人的生存信念和伦理生活不是任何宗教给定的，而是老祖宗给定的。当我们的知识界按照西方现代学科的标准来理解历史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问题。 把历史作为哲学来思考，作为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依据来思考，既不是书院中的学理反思，也不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努力，而必须扎根于深厚的现实基础。当我们的知识分子丧失生存本能的时候，这种生存本能在在民众中间以粗野的方式表达出来，“礼失求诸野”，我们的知识分子必须在人民大众中找回自己的生存意志。“五四”以来不断的文明驯化，使得我们的知识分子迷恋于“最后的贵族”，变得太文明了，已经丧失了纯朴的自然天性，丧失了健康的生命力量。今天，只有返回到人民大众中间，返回到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之间，返回到政治共同体之中，知识分子才能重新获得自己的硕壮的生命力，为中国人的伦理生活提供哲学依据。 八、学术与政治 台湾问题作为民众、政治家与学人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台湾的统一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也有利于中华文明的复兴，因为国家统一将奠定文明复兴的政治基础，会使中国政治从被迫防御中解放出来，变得自信、开放和从容，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因此获得更广阔的空间，为文明的复兴提供了政治动力，为中国文化奠定主体地位，使得中国在完成“民族国家”建设的同时，逐步恢复到“文明国家”的传统中。 无论采取何种手段统一台湾，台湾的重建必然意味着中国政治的重建，这种政治重建不仅涉及到如何重建中央与台湾的关系，而且涉及如何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克服地方分裂，通过大众民主重建中央的政治权威，这都涉及到后发达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的道路选择问题。这些现实问题给所有的华人学者和政治家提出了思想上的挑战，而最根本的挑战在于：随着国家统一和崛起，我们准备如何建构国际政治秩序？我们准备怎样的伦理德性为人类承担责任？我们除了给世界提供产品和市场之外，还能提供怎样的思想文化、怎样的生活方式、怎样的未来图景？中国的崛起不仅是为了让中国人尽最大可能发挥自由创造力，而且要承担其对其他国家与人民的责任，要对人类的生活方式提供榜样，说到底，伦理生活的重建才是文明复兴的依归。文明复兴的使命就是要给全人类的伦理生活提供有意义的普遍性答案，这无疑是历史赋予中华民族的使命。台湾问题既要放在文明冲突的政治图景来理解，也要放在文明复兴和伦理生活重建的哲学图景中来理解，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追求美好生活的伦理冲动，政治统一也难以保证长治久安。 文明复兴目前似乎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且很容易走向极端保守主义。其实，文明复兴必须回答现代性提出的挑战，必须回应西方文明对传统文明的挑战。如当年梁启超所言，今日之中国已为世界之中国，中华文明的复兴必须要在文化思想上整合多元成分，创造一种崭新的现代中国文明，这意味这一文明既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这意味着中国学人必须以开阔的心胸看待自己以往的文明成就以及世界文明成就，更必须摈弃各式各样的桎梏和教条，包括种种“洋教条”和“古教条”，特别要防止一种对“洋教条”和“古教条”屈膝膜拜的奴隶心态，中国学人因此首先必须树立当代中国文明创造的自我意识，面向未来以高度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复兴我们的文明。 而就现实情形来说，两岸三地的中国学人首先应当克服意识形态分歧造成的敌视状态，必须摆脱“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民主”与“专制”之类的意识形态教条和“左派”与“右派”、“自由”与“保守”之类的政治意识形态标签所造成的狭隘心态，破除画地为牢的意识形态思维惯性。中国学人长期的政治化已经妨碍了真正严肃长远地思考问题，限制了思考中国政治和中国文明未来的眼界，窒息了思考人类历史和未来命运的创造力。为此，中国学人必须要从冷战思维中解放出来，要从“历史终结”意识中解放出来，要从奴隶意识中解放出来，正心诚意地从正面来树立中国文明的文化主体意识，思考如何面对现代性冲击而重建伦理生活。唯有这种伦理生活的重建，中国文明才有复兴的希望，中国学人才能为人类文明作出真正的贡献。 回过头来看，目前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障碍是我们缺乏一套文明的力量来施加文化影响力，以争取人心的统一。因为中华文明处在西方文明的压力之下，我们的文化只能吸收西方文化，还难以形成自身的文化创造力。这种文化停滞的局面与生机勃勃的经济增长形成错位。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学人容易把责任归结为政治力量限制思想自由，而政治家则容易把“公共知识分子”看作西方文化的贩卖者或政治秩序的破坏者，并无真正的文化创造。这种政治与思想之间的互不信任局面成为目前政治转型和文明复兴的真正障碍。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努力打破这种僵局，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在政治家与学人之间建立良性的互动，这既需要彼此在韦伯所谓“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寻找平衡，也需要彼此在面向文明复兴的未来上相互支援，更需要他们共同建立对自身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自信心。重任当头，所有的中国学人必须以深刻的文明关怀和艰苦的学术努力，超越各种现成的教条，超越地域、党派的私利，为中国人提供关于文明未来的图景；而中国的政治家也必须以承担历史使命的责任感，把政治力量转化为一种文明的力量。 在文明复兴的意义上看，台湾问题能否顺利解决，既是中国文明复兴面临的严峻考验，也是中国文明复兴之成败的核心关键所在。今日之中国既需要承担文明复兴使命的伟大政治家，把维护国家统一作为文明复兴的基石，把繁荣文化思想作为复兴文明的首要任务；今日之中国也需要承担文明复兴的伟大学人，把当代中国史和世界历史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来思考，把现实的政治力量作为迈向文明未来的支柱来对待。中国政治家和中国学人必须以一身钢筋铁骨，共同担当现代中国坚苦卓绝的命运，以坚强的意志和恢弘的气魄进行不懈的创造。我们深信，台湾问题解决之时，也将是古老中国重新成为屹立于世界的强大国家和伟大文明之日，也是中国人重新尝试为人类生活提供伦理榜样的开始！ （原载《开放时代》，2005年第5期） |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