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产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要求,给我国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打开了新天地、注入了新动力。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的深刻影响,尤其是互联网及其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类媒体新业态如雨后春笋,给现代媒体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挑战,过去许多有效政策和措施,现在已不合时宜,需勇于突破过去不敢逾越的方方面面,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为指引,重点突破媒体治理体制机制理念创新、制度创新、体系创新、模式创新、手段方法创新,为党和政府牢牢把握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领导权、治理权、话语权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丁红新著《现代传媒案列分析》最近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就努力为中国传媒产业治理提供参照与路径。 传媒产业治理对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起调控作用,是实现政治理念的制度保障。坚持党管媒体是把握舆论导向主动权的有力保证。媒体治理涉及媒体各方面关系、职能权责、制度规范的根本性制度安排,要实现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必须从我国媒体治理的发展历程来把握其发展方向,从改革开放以来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经验教训中获得启示,不断深化党管媒体内涵,拓展和探索党管媒体的思路、途径、手段、方式和办法,形成有利于激发媒体积极性与创造性的体制机制环境。 经济秩序的变更,国际格局的变动,意识形态领域的角逐与传播技术的更新,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强度影响着每一个国家的媒体。《现代传媒案列分析》结合具体传媒案例,试图分析在全球化语境中媒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必要性,阐明媒体产业嬗变与发展趋势,并结合我国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本质要求,探讨传播媒体的创新特点和运作途径。 联系人:曾耀农,男,1959年生,湖南长沙人,湖南商学院文学院教授、博士、硕导,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与传播美学、文化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