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里，虽然古代的徭役制已不复存在，但简单粗暴的方法却仍是随处可见，其要害都是强制，都是威胁员工，是凭借员工内心的惧怕来实现管理目标。但正如秦朝必然自食恶果一样，这些企业无论员工本身素质如何，在这样的“心理契约”下工作，他们也不可能激发丝毫的责任感和创造性。】
　　
　　有组织理论认为，一切组织分为三类“心理契约”，一曰“强制”；二曰“计算”；三曰“合作”。（注1）强制的意思不用解释；所谓计算，指的是双方以自由之身、为满足各自愿望而实行的交换，凡是以物质利益为基本回报的组织都属于这种，典型一例就是雇主用工资换取员工的服务；而合作则是以组织成员对组织目标的高度认同为基础的，因而其间的个人主动性和创造力发挥到了最高水平，回报的形式也不仅仅限于物质、金钱。
　　
　　按照同样逻辑，强制的认同基础最差，也最有害于长治久安。尽管从表面上看，强制或奴役的办法特别简单易行，一挥鞭子，事就办了。不过那只有一时间的作用。作为一种社会动员的力量，惧怕的效益有一个很低的临界点，到了这个临界点它的曲线就会陡然下降，甚至一下子就降到崩溃的边缘。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强制型组织的典型案例就是秦朝。它的临界点，就是陈胜、吴广的出现。
　　
　　本来，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后，六国旧贵族中不少人都想刺杀他，从燕国的敢死队队长荆轲，再到韩国的破落户张良，都试过这一招，结果都没成功。“数死竟不死，天意未可知”。可为什么这个庞大帝国，眼看已经把所有的反对派和潜在反对派都收拾掉或控制住了，不存在可以想见的国内对手了，却让陈胜、吴广带着一帮“泥腿子”一下子给捅了个大洞，从此墙倒众人推，垮下去而不可收拾呢？一个直接原因，按西汉青年政治学家贾谊的经典论断，就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在强制性的组织模式里，人们工作的动力只有惧怕。而陈胜、吴广之所以揭竿而起，就是他们知道连惧怕也没有用了——因为按照秦朝的规定，自己已经必死无疑，除非以不怕死的心态面对命运。
　　
　　更何况天下的陈胜、吴广何止成千上万。据说建秦陵一度征用劳工达70万之众。加上修长城的30万到40万人，还有其他开公路、挖水渠等浩大工程，中原地区的壮劳力已被征用得所剩无几。且不说田地里还剩谁从事生产，集市上还剩谁从事交易，仅这些工程有多残酷，要死多少人，从当时“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的民谣中已不难想见。
　　
　　“谩役生民防极塞，不知血刃起中原”，后世文人一再咏叹：
　　
　　秦筑长城比铁牢，蕃戎不敢过临洮。虽然万里连云际，争及尧阶三尺高。（汪遵《长城》）
　　
　　尧舜时代是否真的那么太平自不可考，但尧舜崇拜是一种民间心理，或一种想象中的“心理契约”；跟这种民间心理的高度相比，秦朝政治的现实，的确落差悬殊。
　　
　　在现代社会里，虽然古代的徭役制已不复存在，但简单粗暴的方法却仍是随处可见，其要害都是强制，都是威胁员工，是凭借员工内心的惧怕来实现管理目标。但正如秦朝必然自食恶果一样，这些企业无论员工本身素质如何，在这样的“心理契约”下工作，他们也不可能激发丝毫的责任感和创造性。这样的员工队伍，对外竞争力肯定是最低的，而在内部引起纠纷（祸起萧墙）的概率又无疑会是最高的。
　　
　　祖舜宗尧自太平，秦皇何事苦苍生？不知祸起萧墙内，虚筑防胡万里城。（胡曾《长城》）
　　
　　有历史学家统计，“二战”期间，法西斯主义的德国尽管对外征服掠夺，对内压制强迫，战时经济看起来一时声势浩大，但对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动员，即国家对GDP的占有程度，仍未能超过实行开明统治的英国。这可以说也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一个案例。
　　
　　【本文原载拙著《历史是个商学院》第七章“组织：帝国”（全书第1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