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科技厅原厅长、党组书记李兴华被控涉嫌受贿1991万元人民币、美元3万元、港币110万元，以及收受企业干股折合人民币达2160万元，为企业获取科技扶持资金等方面提供关照，并收取巨额贿赂款和干股，其受贿款大部分为其儿子偿还赌债。（人民网）

类似这样官商勾结的案例，当今社会并不鲜见。一个官员“倒下”，如果牵连不出系列企业，仿佛还不太正常。这种腐败危害很大。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我国因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估计平均每年在9875至1257亿元间，占GDP的13.2%至16.8%。多么触目惊心，多么令人深省。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说白了就是权力寻租。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权力寻租也以“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为主要表现形式，从具有隐蔽性的“地下”渐渐探出头，演变为公开的、扩张的“公然创租”。许多政府部门和专业单位都牵涉其中。这种现象对我国经济有着极大的破坏力，也会浪费国家巨大的社会资源，更严重的，还会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影响国家和政权的稳定。

物质水平提升、经济基础搭成，但社会认知坍塌、价值观念颓败，这是个很难避免也很难解决的矛盾。人人都想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自然手握职权的人群更具有近水楼台的优势。付出如此低的成本，却能获取如此高的收益，于是便乐此不疲。与此同时，我国现有的制度系统还存在大量的空白与短缺，出现了制度衔接的漏洞，无法有力地设置和约束公共权力。

我们党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吹响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号角，正好应和了国家反腐倡廉的声浪。一方面，用法律法规约束公权的行使和运作，重树法律制度至上的原则，用法律的惩处替换党纪政纪的处罚。孟德斯鸠有句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为止”。依法行政就是执公器者的“界限”。一旦逾越，必定受到法律的制裁。

另一方面，我国长期以来过分依赖行政手段调节社会人群的利益关系，使人们在心理上已经习惯和依赖公职人员，既不满和无奈与权力“潜规”，又不舍而追求着行政核心，淡忘甚至放弃了法律手段，从而使得行政组织和政策的运行凌驾于于法律之上。因此，重视法制建设的同时，还需重点培养全民的法治精神，尤其要树立法律权威意识，让权力和人情都让位与法制，

从以上两个方面，加重权力寻租政治上和社会上的成本，必然会削弱其经济上的收益，从而降低权力寻租发生的概率，缩小腐败多领域和多阶层的侵害范围，重建社会公信和国家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