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下午，在河南南阳通往社旗县的一辆大巴车上，22岁女孩刘乐（化名）在车上遭遇一男子猥亵。在女孩反抗并向大巴车司机求救并要求其报警时，该司机没有及时施救，造成女孩被犯罪嫌疑人拖下车，遭遇殴打。车上坐满乘客，没有一个人帮助她。近日记者从社旗县警方获悉，犯罪嫌疑人王某因涉嫌寻衅滋事被行政拘留15天。（12月10日《大河报》）

大巴是公共交通工具，如果有乘客遭遇危险，无论该车的司机，还是满车的乘客，在情理上和道义上都应该伸出援手。然而，司机和乘客，都再一次不出意料地扮演了“冷漠的中国人”及“路人甲”的角色。面对这样一现象，再结合之前那些老掉牙的“不扶跌倒老人”以及“小悦悦”等事件，指责国人道德沦丧、见义勇为精神消失者，不再少数。

年轻女性在车上遭到猥亵无人施助固然值得反思，但是，当下对于国人的批评与矮化却一直停留在泛道德化的低层面上。至于我国社会的道德土壤或者说叫道德根基，却并没有更为深层次的考虑。在笔者看来，仅仅对私人道德进行批判不会有真正的建设性，如果制度给予好心人以真正温暖的关怀呵护，则或可起到挽救公德于既倒的作用。

提及见义勇为，在制度层面、执行层面总有一些绕不开的悲情桥段。一是，关于见义勇为，到现在为止在国家立法层面，仍然没有一部专业法，也没有全国统一化的保障与奖励实施办法，各省市自治区在见义勇为问题上，各自为政，自说自话，标准不一；二是，各地对见义勇为事迹的保护与奖励，普遍较低，对百姓见义勇为的最高奖励远远比不上对公务员的因公负伤奖励，这都不能激起公众做好事的欲望；三是，好事容易做，但申请见义勇为却总被认为是程序复杂，以至于许多好心人流血又流泪，身残之后奔走于政府各部门却得不到英雄称号和奖励者大有人在；四是，除了被讹上的风险，还有可能因为失手造成对凶手的致命伤害而受到刑罚。

以上问题，总结起来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在我国，见义勇为的成本很高。于是，我们总是会拿出孔老夫子的那句“见义不为，无勇也”来批判。可是，要明白的是，“勇为”一般都带有一定的危险性，要不然也不足以称为“勇”。有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见义勇为牺牲上百人，负伤2600多人。可以设想，如果制度冷漠，却让老百姓总是在这样的时候热血沸腾，未免有失公允，甚至于把百姓往危险境地里推的意味。

在许多法治文明相对发达的国家，他们往往把见义勇为分成两个层面。一是，积极的见义勇为，二是，消极的见义勇为。所谓积极的见义勇为，就是公民自行打击犯罪，用身体和武力制服犯罪或不法人员；而消极的见义勇为，则只负责报警，如果自身没有打架的能力，贸然去施救别人或与不法之人进行格斗，很可能会有更多更大的损失。在许多国家，为了避免产生暴力伤害，积极的见义勇为被严格限制；同时，对一些行业的职业道德，却要求极为严格。

在此案之中，我们需要批判的是，大巴上连消极的见义勇为即报警也没有，尤其是身为司机却无视这种卑鄙行径在自己巴士上发生，更远离了其职业操守与工作义务。除此之外，对公德的批判不可泛道德化，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当是，当下社会对于积极的见义勇为过于依赖而没有进行限制，同时对于消极的见义勇为没有进行更好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