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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时许，本报记者赶到公园内，发现所述车辆人员均在，车牌号为辽AC7N92，正在进行游乐。记者观察二十余分钟后，一名男子打开执法车门，记者便上前询问车辆及人员身份，男子情绪激动，出言不逊，称我就公车私用了，你们算什么？并抬脚踹向同时采访的另一名记者，随后驾车离开。（12月7日《华商晨报》） 众所周知， 治理“公车私用”从中央到地方时常“高音喇叭”不断喊了很多年，但从各地情况来看，似乎收效却甚微，公车私用成了老大难问题，也饱受广大群众的诟病。因此，出现上述报道中的事件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明明知道是公车私用，被抓现午时，自己竟然出口“我就公车私用”。像这样的公职人员能好到哪儿去？笔者觉得，“我就公车私用”是在给公车改革“添堵”。 尽管我国的许多地方都有所谓的“条例”、“规章”、“措施”等等，可却没有一套自上而下的制度和法律保障。对于公车私用者，也往往采取“民不告、官不究”的消极处理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纵容了公车私用行为的泛滥。在一些领导公车私用现象较为突出的地方，甚至带来了“上行下效”的恶劣后果。大家也看到，一些地方出新招进行治理，譬如，2013年眉山市公车私用“打表”收费，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公车私用的现象，但要从根本上解决公车腐败问题，并非收费这么简单。就算所有的公车私用都收费，而且收费还比打的贵，也是无法从根本上监控的。比如，购买环节存在超编制、超标准；维修保养环节浪费惊人，某些单位一辆公车一年仅维修费用就高达10万元以上，甚至有的公车一年更换了40多个轮胎……这些“暗腐败”，又怎能紧紧靠“打表”收费来杜绝？ 相比之下，公车私用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国外，惩处则是非常严厉的。在欧美、新加坡等国家，公车私用等同于违法犯罪，官员办私事只能驾驶自家轿车已成为基本的行为模式，谁也不敢占公家一点点便宜。一旦发生公车私用行为，往往会面临严厉的甚至是“过分”的处罚。早些年，意大利锡耶纳省省长布赞卡因用公车送妻子赴外地旅游，结果被法庭以“侵吞公款罪”判处了六个月徒刑。 笔者认为，要想彻底杜绝公车私用，在大力推行合理合法、符合国情民意的“车改”的同时，还得建立一套完善成熟的公车管理机制，绝对不能让制度形同虚设，“打酱油”。务必将公车管理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并不打任何折扣地严厉执行，才有望遏制泛滥成灾的公车私用不良行为。当然，空有制度，缺乏监督和处理，也是无济于事。所以要让内部、公众、媒体、社会同时参与监督，加强监督力度，实现全覆盖。并对公车进行统一标志，便于识别。打开监督体系，让公车腐败没有滋生的土壤，让监督公车私用上升为政府行为和社会行动，熄灭公车私用之风，断绝“假公济私”之路，彻底根治公车私用之病毒。（文/木子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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