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新京报网独家报道“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信访局长余乃煌与情人通奸并写下迎娶承诺书”， 10月24日23时40分许，连城官方通报称，县委免去余乃煌县政府办副主任、信访局长的职务。（10月27日 新京报）

据报道，5月20日，县纪委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曾作出了给予余乃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时隔5个月，此事件又在10月23日经网络曝光后，网友纷纷发表评论，认为其道德败坏，处理过于轻描淡写，并且怀疑其经济上也有问题，提议对其深挖细查。县委认为余乃煌的行为在社会上已造成恶劣影响，决定同意其辞职申请，免去其县政府办副主任、信访局长职务。笔者不禁纳闷，对信访局长通奸惩处为何先轻后重呢？‍

其实，对于这些给情妇写承诺书的官员，按道理是应该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道德范畴给予警告、免职、调离等党纪处分，涉及犯罪的才会被严惩。虽然对犯了错误的党员干部，要予以挽救，予以保护，这一点没有错，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避重就轻，就只给予“隔靴挠痒”式的处分。这样对其根本起不到教育惩戒的作用，相反还会进一步助长其歪风邪气，让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挥泪斩马谡”，就是典型例子。连城县委能够快速再次做出处理和回应，是纠错的行为，也相当于承认了前一次处理偏轻的事实。

笔者认为， 余乃煌的“迎娶承诺书”本身并无什么“特色”，让人觉得有趣的是整个事件的发酵过程，以及当地部门做出的两次处理决定。很显然，当地对“网络舆情”的响应效率和对当事人的处理力度，比实名举报来得快、来得严厉。只不过，这也带给公众以新的疑惑：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件事，为什么会有两个处理决定？哪个处理决定更合理？两次处理结果为何差距如此之大？在媒体舆论的持续发酵下，连城县委终于感觉到了压力，决定同意其辞职申请，免去其县政府办副主任、信访局长职务。但笔者还是不免疑问：这到底是余乃煌自己先提出的辞职，还是县委给予其免职处分呢？

总之，相关部门对此类案件的查处仅仅以“桃色”，或是“作风不正”的依据，处以“免职”的结果，未免给外界留下了“罚酒三杯”的感觉。不论是“慢半拍”，还是“挤牙膏”，此“迎娶承诺书”事件总算临时告一段落。但从相关部门处理决定朝三暮四、朝令夕改的现象，折射出一些地方在处理问题时过于随意和主观，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尺度——事情影响小，就“小处理”；事情影响大了，才“大处理”。实际上，凡事都应严格依法依规办理、不枉不纵，在对违规违纪官员的处理上更应如此。（作者：曾阿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