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有云南媒体报道称，四川眉山市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郑某某在大理市发生交通事故，撞死路人后让弟弟顶包。在被交警识破后，郑某某被检察院诉上法庭。其所在单位领导亲自跑到大理，向法院递交免予刑事处罚函，以组织的名义请求对郑某某免予刑事处罚。

酒驾会严惩，喝酒需谨慎。酒驾入刑，自去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以来，如一道“紧箍咒”，牢牢的套在驾驶者的头上，减少了酒驾事故的发生。而温州开出的细则处分办法，更似一座“五指山”，重重地压在党员干部的身上，有效的遏制了干部酒驾行为。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党员干部虽非天子，但对其酒驾行为，或因特殊的“公家”背景，或因身份的“权力寻租”，较之于公众，判刑标准与执行力度，如“雾里看花”，模糊不明，界限不清。温州开出的细则处分，则从行政制度上规避了这一空白，填补了酒驾干部“逃逸”的漏洞，这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一个新政策的出台，其实施过程必将是“一路颠簸”。如何掌握处分的标尺？如何监管执行的公正？如何规避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情权交易”？是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若只是“墙上制度”，“书中规定”，未根植于党员心中，未执行于干部手中，终究不过是“画饼充饥”。

然而，无论是酒驾入刑，又或是细则处分，莫不是治理酒驾的必要非充分手段。虽然针对酒驾者，提高其违法违纪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少酒驾行为，但这只是从外医治“酒驾之顽疾”。“治标”更需“治本”，要根除酒驾，必须往内深触“病根”，对症下药，内外兼治。

归根结底，酒驾本是道德门槛，跨出门槛才入法律“禁区”。治理酒驾，必须从道德入手，在法律制度的“刚性”监管下，促使宣传教育的“软着陆”，让“酒驾者”明白：饮酒驾车无疑于“与死亡同行”，害人害己害社会。要不断提升大众的交通文明素质与安全出行修养，从骨子里形成有法可依、有纪可循良好氛围，让“酒驾”远离，让平安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