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还是靠一个叫裴耀卿的人解决了漕运的问题。这个人在历史上并不特别有名，但对唐朝的贡献，其实还在宰相姚崇、宋璟之上。他认识到了按照当时的技术手段，三门砥柱是克服不了的障碍，只能走陆路。既然克服不了，他就重点在其他环节上改进。美国有过一个着名的企业管理家泰勒，他创立了有名的“泰勒制”，将工作拆分成可量化的工序，然后将每一道工序设计得最合理最高效。裴耀卿就像唐朝的泰勒。他把漕运分成几个环节，在每个节点上都建好转运仓库，设计好衔接时间，由不同的专业人员实施。运粮船什么时候进入黄河，什么时候到洛阳，什么时候走陆路，什么时候入渭水，什么时候到长安，裴耀卿都精心设计，用一切手段把成本削减到骨头里。

这个方案没有牵涉到工程技术上的革命，而只是程序上的改良。但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此后几个继任者又做了进一步完善，结果到天宝年间，每年运往长安的漕粮高达四百万石。四百万石粮食可以供养差不多一百万人，足够大唐帝国政府运转之用。有了这些粮食，大唐还可以在西北供养一支庞大边防军，拓西域，抗吐蕃，灭勃律，屠石堡。帝国的辉煌就奠基在这四百万石粮食上。

长安的崇高地位从此牢不可破，洛阳则走向衰落。它繁华依旧，但再也不是帝国的轴心。唐玄宗也不必过逃荒的日子，他在晚年绝足洛阳，留在长安过着奢靡的日子。

直到安史之乱的爆发。

两都的末日

安史之乱是一个绝大的历史关键点，影响的绝不仅是一个王朝的兴衰。它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结束所谓的中古时代。这倒不单单因为它的破坏性。它确实破坏了整个北方的经济，更将两都弄得凋敝不堪。可这样的破坏在历史上有过很多次。北魏的崩溃也很残酷，隋朝的崩溃也很残酷，但每次长安和洛阳都能从废墟中重建起来。

可安史之乱不同。这主要在于它发生的时机。从汉朝开始，中国的经济重心就开始渐渐南移。但是直到隋末唐初，北方还是占优势。以秦岭淮河为界，北方和南方的人口当时差不多是三比二。但这个比例还在变化。安史之乱前夕，这个比例已到达了一个关键点：一比一。安史之乱的爆发骤然打破了平衡，南方在经济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北方则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到了宋朝盛时，北方与南方的人口比例已经翻转为二比三。

这背后当然有各种深层原因：战乱、河渠失修、水土流失等等。不过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也许是气候的改变。传统历史学家对此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二十世纪的科学家研究了中国的气候变化，他们发现唐朝的气候要比今天高几度，而且要湿润得多。但到了唐末宋初，中国气候开始变冷，游牧和农耕的分界线开始南移，这个趋势一致持续到清朝初期。北方的衰落，西北的凋敝、游牧民族的再度兴起，这些现象背后都受这个力量的支配。这个力量也许比成吉思汗和朱元璋更加强大，更加无可抵御。

在这个大背景下，长安和洛阳双双衰落了，这两个失败者再也不用辩论谁更优秀了。安史之乱后，唐朝依旧将首都定在长安。此时帝国内藩镇割据，长安完全依靠江南的输入。从地图上看，这是非常怪异的形象。东南的身子伸着一个上千里的细长脖子，供养着西北的一颗头颅。

漕运萎缩到了每年几十万石，而且供应线岌岌可危。这条细长的脖子太容易被斩断了。最大的威胁来自运河沿线的军阀们，相比之下，三门砥柱倒不算什么了。晚唐的历史就是一部运河争夺史。能控制住运河，能保持住漕运，帝国就能幸存，否则就会崩溃。有一次，在最危急的时候，扬州的三万石大米终于运到，皇帝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活矣！” 长安还能苟延残喘，至于洛阳，到唐末残破已极，最糟糕的时候整个城市人口不满百户，恍若鬼城。

在争夺运河的过程中，汴州（也就是开封）脱颖而出。它控制着汴河到黄河的入口，是运河的一个关键点。控制它就可以截留漕运的财富。最终，军阀朱温以汴州为基地，灭亡了唐朝，建立了后梁。漕运至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的漕运体系，从地图上看是两条大折线。第一条折线是从南到北，连接江南和黄河。第二条折线再从东至西，通过黄河将物资运往关中。现在第二条东西折线被斩断，只留下了第一条南北方向的折线。这条折线后来又向北延伸到了北京。中国的东西大动脉，就此变成了南北大动脉。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了清朝。

长安和洛阳被放弃了。赵匡胤曾有过一度的犹豫，考虑将首都移到洛阳，并最终转移到长安。但这个方案最终没有实行。从长远看也无法实行。没有人能对抗缓慢的大趋势。日渐寒冷的气候、凋敝的西北、东北方敌人的崛起，以及黄河水文的恶化，使得帝国再也不可能通过大运河供养一个庞大的西北都城。长安也再没能成为任何王朝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