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一个王朝像宋代那样让后人产生了完全对立的评价。

研究中国历史的日本与欧美汉学家，大多倾向于认为宋代是中国传统文明的高峰期，是中国迈进近代门槛的历史转折点，如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他的《中国社会史》上称：“11—13世纪，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与前代比较，没有任何一个领域不显示出根本变化。不仅是程度上的变化（如人口增加，生产普遍发展，对内、对外贸易增长，等等），而且是性质改变。政治风尚、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经济形式均与唐朝这个中世纪式的贵族帝国迥然不同。一个新世界诞生了，其基本特点已是近代中国的特点。”

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博士、历史学家黄仁宇也提出：“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11、12 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而中国大陆的历史学者乃至通俗历史写作者，大都给予宋代很负面的评价，认为宋王朝对内强化了皇权专制，对外则表现得软弱无能，是皇权专制主义高涨的一个王朝，也是“积弱积贫”的一个王朝。宋史学家张邦炜先生曾经感慨说：“以前人们常说：宋朝的历史太窝囊。”而为什么会有宋代的历史是一部窝囊史之说呢？张邦炜认为这里存在一种“旧式的传统偏见，即积贫积弱说。从前人们往往一提到汉朝、唐朝，就褒就捧：盛世治世；一讲到宋代，就贬就抑：积贫积弱。”

历史 张宏杰先生甚至宣称，“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宋代以后的中国人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整个民族只剩了一个外壳，没有了灵魂。”

真实的宋朝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朝代？

我觉得首先我们需要将各种抽象的、大词式的结论放在一边，将主流史观与文艺作品塑造出来的宋朝形象放在一边，回到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回到宋代的历史现场、回到宋朝的细节中来，像一个宋朝人一样去观察他们身处的世界。这样，我们立即就会发现一个与成见并不一样的宋朝。比如人们常说宋王朝是皇权专制得到强化的时代，但如果我们考察宋人坚持的治理主张与宋代实行的权力结构，则会发现宋代的治理体制表现出一种精致的“分权与制衡之美”。宋代的一切制度设计，均遵循一个原则：“事为之防，曲为之制”，防范的对象包括文武百官、皇亲贵戚乃至君主本人。

又比如，我们看电视剧《包青天》，会发现那剧中包公审案，明察秋毫，一桩案子，当庭就问个清清楚楚，然后大喝一声“堂下听判”，辞严义正宣判后，又大喝一声“虎头铡侍候”。但实际上，在宋朝，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审讯与判决情景。包拯果真如此断案，则严重违犯司法程序，将受到责罚。为防止法官枉法或误判，宋代形成了一套非常繁复、严密的司法审判程序，“防奸”之深，为历代所无，即使在今日看来，也会觉得这套程序过于“繁琐”，当然，也难能可贵。

现在您看到的这本书，就是一组试图回到历史现场、重塑宋朝形象的文章。我尝试从史实出发，描述宋代城市的治理，如何对付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拆迁；描述宋政府建立了一个怎么样的福利体系，如何实现对贫困人口的救济；描述宋代法官如何审理一起刑事案子，如何在制度安排上减少冤案错案的产生；描述宋朝“官二代”的真实情况，所谓的“衙内”其实是被文艺作品扭曲化了的形象；描述宋朝的经济状况，那绝不是“积贫”，而是称得上富庶；描述宋朝人的生活细节，看他们如何做广告、买卖证券、打“高尔夫球”……将所有这些侧面组合起来，我们便会发现一个也许跟您的成见完全不一样的宋朝。

我相信，您将会承认宋代确实是一个富有别样魅力的时代。日本与欧美汉学家认为宋代已出现“近代中国的特点”，自然有充分的理由。而在这里，我想特别提出来的是，如果我们同意宋朝的“近代”性质，那么我们还应当承认宋朝的“近代化”是自发的，是基于中国文明的积累与演进，基于中国历史内在的发展动力而形成的，并不是从外部输入，或者由于西方的“冲击”才产生的“反应”。一百多年来，受西方启蒙主义影响的历史学者给我们塑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历史观：中国历史是一个“长期停滞”的“超稳定结构”，中国传统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巨大障碍，所以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唯有不断“告别传统”。但结果，我们丧失了文化自信，不相信中国历史内在的前进动力，在启蒙主义话语制造的迷雾中失去方向感。

现在，也许应该是重新发现我们的历史与传统、重建我们的文化自信的时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