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封建科举，从隋朝到清朝，一共坚持了整整1300年，第一届是隋朝大业元年（605），最后一届是清朝光绪三十年（1904），号称甲辰科，所谓“第一人中最后人”，当然也是“最后人中第一人”了，到第二年就废除了科考。

　　1300年科考，总共产生了592 （一说551或504）名状元；再加上其他短命政权选考的状元以及各代的武状元、女状元，据说多达777人。所谓状元，就是殿试第一、进士第一。

　　中国的最后一个状元，名义上是河北人刘春霖（1872—1944，字润琴，号石云，直隶省肃宁县人）。

　　刘春霖一生最有成就的是书法。其实他在诗书画上均有很高的造诣，尤擅小楷，其小楷书法有“楷法冠当世，后学宗之”之誉，至今书法界仍有“大楷学颜（真卿）、小楷学刘（春霖）”之说；但这些说法未免有些赞美过度。

　　其次是他在文化教育上做过一些事情，先后担任过翰林院修撰、福建提学使、直隶法政学校提调、保定北洋师范学校监督、袁世凯大总统府内史（从事一些文字应酬）、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北洋政府总统府秘书帮办兼代秘书厅厅长、直隶省教育厅厅长、直隶自治筹备处处长等职，曾在保定等地开设“直隶书局”数处，并对民国《肃宁县志》的编纂也极为重视；曾两次代表大总统徐世昌到山东曲阜主持孔子大成节典礼而名噪一时。

　　尤其是他在抗日期间保持气节，绝不投降，令人佩服。

　　此外，在学术上，他对古文学、史学和金石学造诣较深，并对小学（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等）研究有素，颇多见解。

　　上述许多内容，据说还未有确凿、详实的史料。

　　除了这些以外，就总体而言，作为堂堂末代状元的刘春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成就、影响，包括政治方面、革命方面、经济方面、实业方面、文化方面、社会活动方面，还是比较平庸的，远远比不上晚清的另几个状元如张謇（1894）、洪钧（1868）、翁同龢（1856）等人，也比不上与他同时期未中状元的谭延闿等人。

　　相反，他在政治思想、社会革命上倒是比较保守和滞后的，辛亥革命时期一度隐居家中，后来给几位北洋政府总统当秘书，以及到孔庙主持典礼等，都说明了这点。

　　此外还有两个说法是，刘春霖的这个状元头衔，本来应该是广东人朱汝珍或湖南人谭延闿的，只是由于阴错阳差，他的运气比较好嘛，从而最终摘走了桂冠。不过话说回来，科举（包括今天的高考）不正是整个儿地靠运气（当然还要加上一定的会读死书）吗？

　　话说公元1904年7月，也是大清王朝光绪三十年，清廷照例又举行了一次殿试。主考大臣经过认真挑选，把入选的试卷按名次排列，呈请慈禧太后“钦定”。当时内外交困、忧心忡忡的慈禧老佛爷正准备做70岁大寿，想从科举之中得到一点吉兆。她首先翻开主考官列为头名的试卷，字迹流利清秀，文词畅顺华丽，内心颇喜；但目光一投向落款时，一股阴云陡然开起。

　　原来夺魁的举子是广东人朱汝珍（1870—1943，字玉堂，号聘三，又号隘园，广东清远人）。慈禧太后一见“珍”字便想起了珍妃，因为珍妃支持光绪皇帝改良，使慈禧十分不悦，后来便将珍妃推入井中溺死了，所以她一见“珍”字便肝火上升；又加上朱汝珍是广东人，更使慈禧火上浇油。想起太平天国洪秀全，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高举反清大旗的孙中山……这些大清朝的“首逆”都出自广东，在慈禧看来广东人是她的克星，是无法容忍的，于是将朱汝珍的试卷扔到了一旁。

　　当慈禧太后翻开第二份试卷时，心头又不禁高兴起来。因为第二份试卷正是直隶肃宁人刘春霖的，“春霖”二字含春风化雨、甘霖普降之意；这一年又逢大旱，急盼一场春雨。加之直隶地处京畿，“肃宁”又象征肃静安宁的太平景象，这对烽火四起、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自然是“吉祥”之兆。于是大笔圈定，名列榜首。到发榜时，刘春霖就由原来的第二名而成了头名状元。经过主考官的保奏，为照顾社会舆论，朱汝珍的名字虽然没有抹去，也只得屈居刘春霖之后了。

　　不过，列为“榜眼”的朱汝珍，一生的成就和影响也不是很大。

　　另外史界还有一个说法是，谭延闿（1880—1930，字祖安、祖庵，号无畏、切斋，原籍湖南茶陵，生于浙江杭州）才应该是真正的末代状元。其父谭钟麟（1822—1905）为晚清重臣、湖湘显贵，咸丰进士，曾任陕西、浙江巡抚加兵部尚书衔、工部尚书和陕甘、闽浙、四川、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职。谭延闿就生在谭钟麟在杭州任上。

　　话说1904年谭延闿参加清末最后一次科考，中试第一名贡士，即会元；后参加殿试，列为二等第35名，赐进士出身。他原本是殿试第一名，只因慈禧太后不满意，心想刚刚杀了一个湖南的谭嗣同，又来了一个湖南姓谭的，不成，同姓是一大忌讳，何况又同地，到手的状元送给了刘春霖。不过，谭延闿倒也填补了湖南在清代200余年尚无会元的空白。

　　再说，话说回来，撇开是非不论，谭延闿在中国近代史上，其在政治活动、参加革命、仕途官场、文化成就、历史地位、社会影响等方面的成就，是刘春霖、朱汝珍诸人所无法可比的。

　　他与时俱进，顺应革命，地位显赫，做官极高，曾任湖南省咨议局议长，两广督军，3次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授上将军衔，陆军大元帅；后来还当过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广州国民政府军事部部长、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代理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席、国民党中常委、国民党中执委、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主席、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行政院院长等职。死后得以葬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附近，陪寝“国父”孙中山，且葬礼气派非凡、墓地规模宏大，其殊荣只有廖仲恺等少数几人得享。

　　但他为人亦颇遭非议，在仕途上处事圆滑、八面玲珑、通权达变，善测政治风向，成为近代乱世为数稀少的“政坛不倒翁”。辛亥革命长沙起义，他作为湖南立宪派首领，为了夺权，竟派其手下梅馨血腥残忍地杀害了两位革命先驱——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

　　谭延闿与陈三立（学术大师陈寅恪之父，着名同光派诗人）、谭嗣同并称当时“湖湘三公子”。

　　谭延闿为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民国书法家当中，曾有真草篆隶四大家之谓，他们是谭延闿的真、于右任的草、吴稚晖的篆和胡汉民的隶；谭延闿在民国楷书颜体居第一，结体宽博，顾盼自雄，与于右任素有“南谭北于”之誉。

　　谭延闿还是着名美食家。因其颇“好吃”，亦精擅食法，其享有盛名的“谭家菜”，为湘菜和官府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说蒋介石和宋美龄能够结婚，谭延闿是主要功臣，宋美龄是谭延闿“让”给蒋介石的。谭延闿曾在孙中山落难之际全力扶救他，使孙大为感激，孙、谭关系也更加密切。当时宋美龄刚从美国留学归国，孙中山有意将宋美龄介绍给谭延闿，并让谭延闿认宋的母亲为干妈。但谭以“我不能背了亡妻，讨第二个夫人”为由拒绝了。孙中山去世后，谭延闿和蒋介石的关系日渐密切，就把宋美龄介绍给了他。1927年12月，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谭延闿为主婚人。

　　谭延闿虽为文人，却精通骑射。

　　世人对谭延闿褒贬不一，有人称他为“民国完一人”，说他是“休休有容，庸庸有度”的大政治家，有人称他为“党国柱石”、“药中甘草”，但也有人说他是八面玲珑的“水晶球”、 “混世魔王”、“伴食画诺的活冯道”。

　　湖湘文化的传统，是比较讲求经世致用、入世奉献，即要对国家、对人民、对时代、对家乡有实际的作用和贡献，朴实大气，强调政教功能；而不大注重纯粹的读书、考试、做学问、写文章、玩技巧、求审美之类。所以，中国1300年科举，产生了数百名状元，而湖南籍的状元却并不多，远不如最多的江苏、浙江二省，也不如南方的安徽、江西、福建、湖北，北方的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省。

　　当然，谭延闿不属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