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变法看宋朝南北党争：宋朝的变法被简单当做变法派反对保守派是错误的，其中党争的性质甚至更强。很多人对司马光有偏见，指责他保守，不从宋朝当时的实际情况分析。司马光在宋神宗向他询问外间对任命宰相有何评论时，回答朝廷议论是反对同时任命两位宰相都是闽人、两位参政都是楚人，这不是他个人态度，而是朝中众人的态度。这体现了宋朝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的矛盾，体现了南北党争的开端，在统治集团内部有代表不同地域利益，要是任用时都是某一地域，自然会造成不平衡，威胁到其他地区的利益，这是封建政治的特点。司马光向皇帝汇报的朝廷议论实际就是反应了北方地主阶级对朝廷权力分配的不满，这种权力不平衡分配必然会造成南北地主阶级的矛盾，也就是通常反应出的党争。在执行变法政策过程中又实实在在发生了政策上只照顾南方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忽视北方农耕传统地区民众利益，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变法最终就像司马光评价的有利于富户，不利于贫户，自然失去民众拥护。司马光本人对政局动荡绝望，不再参与争论，专心着述，为此还遭到苏轼奚落，甚至坚决不愿再出任执政。司马光知道要扭转乱局是非常艰难，他在哥哥劝说下任职就是在拼着自己生命要扭转危局，实际已经是抱着殉国的态度，废寝忘食操劳一年就去世了，临终遗言都是国家事务。朝廷中就像毕仲游说的，仅启用二三旧臣，六七君子，其他九成都是变法派，仅靠司马光的威信支撑，也是靠他能团结各派。他用自己的生命创造了元佑之治的政策，他主张让民众依据自己的愿望选择役法，不再像变法派强制收役钱，允许北方有农闲、愿意差役的服役，也允许南方商品经济发达愿意用雇募代替差役，实际上弥合了南北地主阶级和社会各阶层的矛盾，体现高度的政治智慧。司马光的民主政策在现代看都是杰出进步的，顺应了经济规律和地域特点。司马光执政时是南北各地区利益都兼顾，朝中李清臣是河北人、吕大防是陕西人、吕公着是江淮人、范纯仁、刘奉世、胡宗愈是江南人，苏轼兄弟是四川人，韩维是河南人，王岩叟、梁焘山东人，执行的政策能兼顾南北，要是不知道司马光执行的役法具体内容是允许百姓自愿选择差役或雇募就批评司马光保守，误解他废弃新法，完全不考虑民众要求和社会实际情况，那是政治上的幼稚和偏见。司马光没有搞一朝天子一朝臣，没排挤变法派，可是变法派中的奸邪小人却仍然中断元佑之治把宋朝推向腐败动乱和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