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临安西湖边有个四圣观，香火很盛。据说道观门前的湖面，“每至昏后有一灯浮水上，其色青红。风雨中光愈盛，月明则稍淡，雷电之时，则与电争光闪烁”。时人视之为神迹。每年的六月，临安人几乎倾城而出，不分男女，咸往四圣观祈祝、祭祀，包括大量的官员。

　　古代没有无神论教育，官员热衷于参禅问道、求神拜佛，是很常见的事情。从南宋传下来的平江府私刻《大藏经》题记中，记录了一份非常详细的信众捐资刻经的名单，其中就有不少官员，如这一位：“大宋国平江府昆山县市邑望山桥北潘家巷内水西面东居住奉佛承直郎、新江阴军司法参军范传家同妻安人赵守真”，这个范传家，是州府一级的法官（司法参军），与妻子赵守真合名捐款、刊印佛经、祈祷神佑。又如“监建康府户部赡军中酒库”方密祖、“前嘉兴府户部亭林桥赏酒库”叶贲、“前绍兴府嵊县尉、巡捉私茶盐矾监催纲”叶崴，都具有官员的身份。他们通过捐刻经书，表达诚心，祷福消灾。在宋代，信仰佛道的官员应当不是少数，北宋元佑元年（1086），有一名御史在奏疏上说，“比来京都士大夫顾不自信其学（儒学），乃求问于浮屠之门（佛门），其为愚惑甚矣。”

　　虽然这位御史对士大夫“求问于浮屠之门”感到忧虑，认为是受到“愚惑”的表现，不过他应该过虑了，士大夫信仰佛氏，未必就是“不自信其（儒）学”，因为儒佛信仰处于不同的层面：儒家关注此岸的世俗秩序构建，释家则提供彼岸的终极关怀。北宋人穆修说，“如死生祸福之说，使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亦尝言之，则人亦必从此六圣人而求之。如其圣人所不及，惟佛氏明言之，则人焉得不从佛氏而求之也？”儒学确实不大关心人的“死生祸福”之事，那么儒家士大夫从佛学中寻求彼岸寄托、灵魂安顿，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说到这里，我想顺便纠正一个根深蒂固的误会。中国自汉代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今天许多人都认为这是文化专制、宗教不宽容的启端。其实这里存在对历史的误解。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国家下令禁止儒学之外的其他学说的传播，而是指，朝廷原来吸纳的人才，有信奉商鞅、韩非之言的，有宣扬苏秦、张仪之术的，现在这类人才不再录用，除了儒学之外，其他各家学说从官学中除名；国家明确提出在政治上只以儒学为指导，只选拔儒士来治理国家。至于民间的学术与思想传播、私人的宗教信仰，并不受限制，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罢黜百家”了，佛教还能够在汉后社会兴起，甚至受到皇帝的尊崇。论宗教宽容，传统中国做得比同时代的任何国家都好。

　　不过，士大夫（而非平民）沉溺于佛老，虽属个人信仰事务，旁人勉强不得，但有入世之志的士君子则不屑为也。北宋神宗朝，大臣富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罢官在家，心灰意懒，便为佛学所吸引。陕西蓝田的吕大临写信批评了这位老前辈：“您是德高望重之人，内则论道于朝，外则主教于乡，岂可因爵位进退、体力盛衰而消极避世？老先生当以道自任，振起坏俗。若沉溺于山谷避世之士之所好，我辈如何寄望于公？”富弼如受当头棒喝，复信感谢了这位年轻人，“弼谢之”。从历史看，正是那种“外则主教于乡”的精神，引导着传统社会的士君子即使在失意的时候，也勇于负起领导社会自治的责任，如吕大临兄弟，便在老家蓝田创设“吕氏乡约”。

　　至于在朝的官员若是“不问苍生问鬼神”，更不可目为简单的个人信仰问题。如前面提到的那个县尉叶崴，施舍了四百多贯钱给寺院刊印《光明童子因缘经》一部四卷，祈求佛祖“保扶崴身宫康泰，禄善增崇，早生福德智慧之男”，即保佑他身体健康、升官发达、早生男丁。健康与添丁，属于穆修所说的“死生祸福”之事，非人力所能强求，那求于神佛，理所当然。但官员将仕途命运寄望于冥冥之神，则透露了政治现实的失序。南宋大理家陆九渊对这个问题有过很深刻的分析。他问：“为什么那么多官员要到四圣观跪拜祈祝？”有人答道：“因为四圣观很灵验。”陆九渊说，是因为朝廷的赏罚不明，“政治家当言赏罚，宗教家则言吉凶。赏罚明则行善则吉，作恶者凶，天下晓然，祈祷之事自息矣”。意思是说，如果政治修明，法治严明，赏罚分明，则可减少不确定性，形成稳定预期，官员依据现行规则及自己的行为，便能够清晰地预期未来，因此，他们自然不需要求助于不可知的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