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是封建社会末期与近代之交的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金田起义前夕广西社会的动荡、会党起事不断，使清政府疲于应付，在客观上掩护了洪秀全拜上帝会的活动，为金田起义的发动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是，在金田起义前后广西天地会起事的性质问题上，学术界普遍认为仍属于农民起义，这是必须澄清的问题。大量材料表明，这是发生于19世纪40～60年代中国社会的一场规模空前的土匪暴乱，它与太平天国运动在性质上有着根本的区别。而在这场大规模的土匪暴乱中，广西乡村中的恶霸起了十分突出的作用，值得人们重视。

　　一、一场规模空前的土匪暴乱

　　对于19世纪40年代广西社会的矛盾激化，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和论着，无须赘述。大体说来，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鸦片战争以后社会矛盾的尖锐是根本的原因。但是，由这些社会矛盾激荡起来的下层民间的起事，并非只有农民起义一种模式，铤而走险、流而为匪往往是下层民众最常采用的方式。

　　对于道光末年广西会党大规模起事的产生原因，龙启瑞曾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盖自道光二十一年后，夷务志粤东，……事平后，壮丁失业，猾黠之徒，相聚为盗，烟贩盐枭之属，从而附和。又外郡地多山场旷土，向招粤东客民佃种，数世后其徒益繁，客主强弱互易，其桀者，或倡为西洋天主教以蛊惑愚民，用是党滋益多。州县官欲绳以法，则恐生他变；欲据实上陈，则规避处分，而畏干时忌。逮酿成大患，破则决裂，不可复治。” [1] 龙启瑞实际上指出了三个原因，一、鸦片战争的影响，二、土客矛盾和地主与佃农的矛盾，三、吏治的腐败。而参与起事的基本群众有遣散兵勇，从事贩卖鸦片、走私食盐的游民，还有农民。而“倡为西洋天主教以蛊惑愚民”的洪秀全拜上帝会动员起来的群众主要是客籍佃农。在封建士绅眼里，佃农造反与游民为盗都同属“匪类”，但是，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它们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前者为土匪，后者为农民起义。散兵游勇和无业游民，是金田起义前夕广西土匪的基本成员。

　　“广西自道光二十七年，土匪纷起。” [2] 浔江之上，有李观保等艇匪活动，继又有大头羊张钊、大鲤鱼田芳，“聚党于浔、梧江上，剽掠客贩货物，日益横肆” [3] 。梧州地区，1845年以后就“贼风日甚一日，官兵不能擒制” [4] 。玉林州有李二、王锡彬、卢亚相等股队伍活动，艇军张烂胫木“倡言劫富济贫”，也一度阑入州境。桂平、平乐一带，董光寿一股曾两攻阳朔县城，此外尚有罗三凤、海九、练大、周锦荣等十几股队伍。南宁府“土贼尤繁”，有张嘉祥、颜品瑶、谢锡祥等大股活动。镇安府则有黄天宋等队伍。柳州、太平、庆远、思恩等府也是“群盗大炽”、“焚掠几遍”。大规模的匪乱蔓延广西全境。

　　这一时期广西的股匪不下数百股，但其基本活动不外乎抢劫、打单、勒赎、设赌等，很少具有政治反抗性质。

　　抢劫的主要对象是富户、典当和商人。如1848年广东人张四一股进攻容县水上里，“劫附近殷户及北流民乐、平南丹竹各当铺” [5] 。1846年北流县李二股劫大伦墟当铺 [6] ，1847年玉林平乐圩当铺被劫 [7] 。

　　打单勒赎的对象有的是富户、商船，也有的是整个村庄。“村堡供粮不焚劫，曰打单； 掳人勒赎， 男曰提参，女未嫁者曰托花，已嫁者曰水盘”。 [8] 贵县王亚壮等股“挟制富户铺商，敛银守街，暗串巨匪卢亚相，统率贼船二十余只湾泊县前，派单开角” [9] 。水上打单称为“押帮”或“包江食水”。“船与钱不抢，曰包江；货纳金不夺，曰食水” [10] 。包江食水之后，商船可得艇匪护送，“名曰押帮” [11] 。

　　设摊聚赌也是各股土匪重要的经济收入。两广赌风十分盛行，因赌而破产的比比皆是，往往铤而走险。“各墟市赌馆林立，衙役市侩从中剥削，民穷财尽，盗风日滋。” [12] 加入土匪队伍之后，赌徒又可以再行开赌，设花会、摆番摊。如张嘉祥就是由一个输光了的赌徒而成为土匪头子的，而大头羊张钊、大鲤鱼田芳的艇匪在抢掠之余， 还 “构篷厂于通衢，明场开赌” [13] 。赌博的陋俗对广西大规模匪乱的形成和发展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蔡少卿先生指出：“土匪就是超越法律范围进行活动而又无明确政治目的，并以抢劫、勒赎为生的人。” [14] 金田起义前夕广西会党的上述活动清楚地表明了它的土匪性质。它的主要目标是劫掠财物，丝毫没有把矛头指向封建政府，夺取政权和建立政权的意识。龙启瑞在当时就指出，“此间土匪，情甚诡谲，明知攻陷城池，必为王师所不宥，故所过皆掳掠，乡牛草芥无余，复不甚与官兵对敌以得逞。” [15] 有些土匪队伍力足以攻城掠府，但毫无政治意识。1848年，彭亚富股匪攻破上恩州城，抢到了官印，目的是为“取赎银二千两” [16] 。过去为人所称道的最早攻克县城的陈亚贵，也不过是个胸无大志的江湖大盗而已。他之入城，是因为经过数年的土匪骚乱，乡间一空，富户将财物向具有防御设施的城池转移，所以目的是在于进城抢劫，所以入城之后，不过是“滋扰”了一下。

　　把金田起义前夕广西的土匪暴乱当作农民起义来歌颂，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失误，有必要加以纠正。

　　二、太平军的仿效者还是对立面？

　　把广西地区出现的土匪暴乱当作了农民起义，也必然得出太平天国运动是这种所谓“农民起义”的继承和发展。这是又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

　　作为广西土匪组织的基础是天地会。天地会原来是一个“反清复明”组织，但到嘉道年间，天地会的反清复明的政治意识不仅落后，而且大大淡化了。洪秀全批评道：“我虽未尝加入三合会，但常闻其宗旨在‘反清复明’。此种主张，在康熙年间该会初创时，果然不错的；但如今已过去二百年，我们可以仍说反清，但不可再说复明了。无论如何，如我们可以恢复汉族山河，当开创新朝。如现在仍以恢复明室为号召，又如何能号召人心呢？况且三合会又有数种恶习，为我所憎恶者。例如：新入会者必须拜魔鬼邪神及发三十六誓，又以刀加其颈而迫其献财为会用。彼等原有之宗旨已变为下流卑污无价值的了。” [17] 洪秀全十分清楚地指出了“反清复明”的口号已成了一些天地会组织谋取小团体私利的工具了。对于一些我们曾经给予歌颂的陈亚贵式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也明确表示了憎恶的态度。杨秀清批评嘉庆年间广东陈烂屐四的起义“肆行无忌，残害人民，淫辱妇女，种种情状，难以名言”。陈亚贵的队伍“掳掠乡村，扰害良民，奸邪淫乱，无所不至，图逞一日之豪强，遑恤他时之殄灭？” [18] 杨秀清的意见显然反映了一般民众对于这些所谓“起义”的态度。

　　太平天国圣库制度与广西天地会“米饭主”也毫无渊源关系。在一些着作中，把广西天地会的“米饭主”说成是天地会队伍内部的财物公有制度，其实不然。充当“米饭主”的通常是一些地方豪强，有的是地主豪绅，有的本身就是土匪出身。米饭主通过提供食宿、庇护和销赃的便利而控制各股土匪，并参与瓜分土匪的抢劫所得。如“韦三，（贵县）怀西里监生，獐头鹰鼻，富而贪，往往出资与土匪越境抢劫，坐收其利。” [19] 容县自良墟革生冯戴绳，“串通巡检衙役，大开赌馆，招集亡命，纵为不轨” [20] 。顺义堂堂主覃奉璋“劫掠十余年，为外匪米饭主”，凌二妹“自咸丰元年六月数百人劫掠村墟，捕之辄逸，以后聚党日众，土匪、外匪恃为米饭主。” [21] 还有一些是由窝主转变而来的米饭主，如延陵王吴凌云“世为窝主，代贼销赃，家以此致富。” [22] 土匪抢劫之后，米饭主可以“坐分其所得” [23] 。由此可见，猖獗一时的广西各股土匪，大都有乡村中的恶霸、豪强作为后台，为之提供掩护、住宿和销赃等便利，甚至为他们所操纵、控制和驱使。

　　当然，米饭主与土匪之间如分赃不均，也会发生冲突。如陈亚贵与刘山猪箭、黄糯米四“伙劫象州大乐韦泰山，大获钱布，于丰元界散给党与”，米饭主刘观先不得分赃，便率团协助官兵袭击陈亚贵。陈亚贵后率众报复，将刘观先杀了 [24] 。这些过于贪婪的米饭主，往往为“外匪所夺而灭” [25] 。但像陈亚贵这样敢于造米饭主反的江湖枭雄，就是在股匪如麻的广西，也是凤毛麟角。总之，米饭主凭借着在地方的势力，参与了土匪的分赃，他们并不是仗义疏财的豪杰，也不是将所有的赃物都拿出来供给土匪开销的。这种财物的分配方式与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太平天国圣库制度有着根本的区别，也不可能对于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产生什么借鉴作用。

　　应该指出，“米饭主”在19世纪中叶，并非广西所独有。广东在红兵起义失败后，土匪猖獗，但大多为地方豪强所控制。郭嵩焘任广东巡抚时曾奏称：“广东盗贼风行，有出洋之巨艇，有内河之快艇，有各村庄之长龙艇，皆船坚炮利，聚众横行。每出行劫，又有包庇匪类为饭主之绅士，有窝匪之村庄”。在郭嵩焘看来，乡村的绅富是土匪的后台：“绅富为之营谋保纵，名曰包头；供给食用，名曰饭主；窝留停顿，名曰财东。” [26] 广东土匪的社会构造，有助于我们认识太平天国时期广西米饭主的性质。

　　由于广西天地会的造反，对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在客观上起了一定的掩护作用，人们往往过高地估计了广西天地会对于太平天国的支持作用。实际上，在整个金田起义过程中，太平军与天地会之间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太平军的生死存亡。诚然，在金田起义之初，曾有一些天地会队伍前来投奔。最先投入太平军的是邱二嫂和苏三娘所带领的两支队伍，各有二千人，“秀全纳之，但必要听从命令及遵守会规” [27] 。不久，邱二嫂即率部离队，独自行动。接着，在大湟江口活动的艇军罗大纲、大头羊张钊、大鲤鱼田芳、卷嘴狗侯志、大只具关巨等八人前来投奔。洪秀全同样要求他们拜上帝。八人表示愿意，乃献牛猪米粮等物来太平军。洪秀全派十六位拜上帝教徒至各部施洗，各头目均赠以巨金，其中十五人按照纪律，将所受金上交圣库，唯一人私匿不交，并有吸烟酗酒贪污等事，被洪秀全处死。张钊等闻讯甚为不安，说：“你们的军律似乎太严我们不容易遵守，恐怕将来或犯了小事又杀我们了。”除罗大纲坚持留在太平军外，其余七名头目均带所部离开了太平军，不久即投降清军。此外，在金田起义以后参加太平军的还有湖南天地会首领洪大全。早期参加太平军的苏三娘、罗大纲，他们后来的赫赫战功常常会使人们忽视了金田起义期间天地会队伍的大量投靠清军给太平军带来的严重威胁。首先，张钊、田芳等几股艇军在投降清军以后，封锁了大湟江口，1851年1—3月，太平军在江口村驻扎长达两月，企图突破水上封锁，均未成功，罗大纲的水军远不足与之抗衡，迫使太平军不得不改变战略部署。其次，在金田起义以后，清政府在广西、广东招募了数千壮勇前来镇压太平军，其中主要都是天地会员，这充分暴露了游民“有奶便是娘”的劣根性。太平军曾向他们呼吁：“查尔们壮丁，多是三合会党，盍思洪门歃血，实为同心同力以灭清，未闻结义拜盟而反北面于仇敌者也！” [28] 第三，张嘉祥的天地会队伍长期成为太平军的死敌。张于1846年聚众起事，打出所谓“劫富济贫”的口号，他投降清军后，很快成为太平军最凶恶的敌人。因镇压太平军有功，他累迁至江南提督、二等轻骑尉，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张溺水而死，清政府还赠谥“忠武”，列入屈指可数的“中兴名将”之列。这些劫掠成性的匪徒很难接受和遵守太平军的主张和纪律，极容易为清政府所收买和利用，成为太平军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