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的问题,不敢说全部,至少绝大多数的问题,从本质上而言,不外是经济问题,或隐,或现。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当中也许含有仇恨西洋人的情感,但是,从史料上来看,从义和团在这场运动中的种种实际作为来看,不难看出:义和团造反的许多参与者,在内心深处,有着他们强烈的“经济诉求”。 举个例子。我们首先来看看1899年义和团早期和洋教士打架,摆出的谈和条件是什么:
1899年冬,义和团围攻河北省景县宋门镇洋教堂。清朝的地方官害怕在自己的辖区惹出事来、影响自己的乌纱帽,急急忙忙派人过来劝说解围。当时的洋神父,中文名字叫做“任德芬”(Léon-Ignace Mangin)。义和团对任德芬,提出了和洋教堂和解的三个条件如下:
第一个条件:洋教士要宴请义和团;
第二个条件:洋教士要请义和团看戏;
第三个条件:洋教士要到义和团的神坛来叩头。
可见,义和团的第一、第二个诉求,都是经济诉求:要吃饭,要看戏。吃喝玩乐。这是农村屌丝青年最常见的经济诉求。
我们再来看看,义和团两位知名首领的出身。
首领一:曹福田。清兵出身。退伍之后,找不到工作,待业青年。
首领二:张德成。船夫出身。外国人的客运轮船把他的生意抢走了,他因而失业。这很可能是张德成仇恨洋人的主要原因。
可见,义和团的两位知名领袖,都是“失业青年”的背景。我们再来看看,其中的张德成,最终是怎么死的,这也许很能说明问题。
天津城被八国联军攻破之后,张德成逃到“王家口”这个地方,并对当地一个姓王的盐商进行勒索。那姓王的盐商不甘心被勒索,纠集了村民,大家一起动手,抓捕了张德成,并将张德成杀死了。
义和团的这位重量级首领,不是死于洋人之手,而是死于中国的一位富人之手,而导致杀身之祸的,正是张德成的勒索行为。
下面,我再举一个例子,看看义和团抓到了基督教的女信徒,是用来干什么的。
1900年农历五月初五日,河北省霸州县,在义和团的攻击之下,“圣若瑟会”的洋修女,带着二十二名女孤儿,逃亡到固安县地界,被义和团发现、并抓住了。义和团在各个农村贴上广告,称:“我们抓到二十二名黄花闺女,哪家儿子缺媳妇的,过来赏个香油钱,就可以领一个回家去!”
答案很清楚:义和团抓到修女之后,是将她们用来出售、牟利。
也许有人会说:义和团抓到洋人,很多情况下是直接杀死,而不是抢劫钱财。但是事实上,义和团杀洋人,清政府是有奖励的……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之后,北京的街头贴出了悬赏杀洋人的官方告示:
“杀一洋鬼,赏银50两。杀一洋妇,赏银40两。杀一洋童,赏银30两。”
这下,各位知道义和团为什么杀洋人下手狠了吧。有奖金的。
值得一提的是,堂而皇之记录了义和团抢劫财物的种种劣行的,并不是外国人的文字,而是清政府的官方文字。其中,在“庚子国变”中对慈禧太后“护驾”有功的怀来县县令吴永,在其所着的《庚子西狩丛谈》里,白纸黑字地对义和团的出身和性质,下了这样的定义:“拳匪多属市井无赖,及被胁诱之乡里农民”。
而史料《西巡回銮始末》,则以多处笔墨,记载了义和团抢劫财物的事实,笔者摘录两则如下:
《西巡回銮始末:辽阳拳匪滋事记》记载:“初五日,副都统晋昌亲率兵拳攻打沈阳各教堂,杀害西士数人,教民数百,抢劫洋货店十余家,挥刀切齿,举国若狂”。
这里的文字记录得很明白:清军将领晋昌所率领的这批义和团和清兵,在杀死西洋传教士之后,接下来所做的事情,就是抢劫“洋货店”,而当时的“洋货店”是谁开的?是中国人开的。
以下是第二则:《西巡回銮始末:东抚袁慰帅剿匪记》记载:
“有拳匪头目王玉振者,因与清和某村有仇,特借此纠集其党和尚徐福,及朱西公,朱士和,陈光训,邢殿五等各率党数百人,于庚子二月初九日窜入茌平,博平,司家营一带,扰犯清平县境之许庄,掳人勒赎。清平令梅汝鼎率勇役等追捕,而匪已窜入高唐之袁王庄。十一日旁晚,又窜入夏津之师提庄,肆行抢掠”。
这一则史料,也很清楚地记载了:义和团在山东省清平县,依靠的是抢劫和勒索起家,抢了“许庄”,又抢“师提庄”。总之,四处劫掠。
义和团事发在北京当年,国子监的官员罗惇曧,在其所着的《庚子国变记》里面,也写下了这样的忆述:
“董军、武卫军与拳匪混合,恣意劫掠。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徐桐,尚书陈学荼,阁学贻谷,副都御史曾广銮,太常陈邦瑞,皆被掠,仅以身免。徐桐、贻谷,皆附和拳匪,亦不免也。溥伦翟基告荣禄,荣禄不能制。民居市廛,数里焚掠一空”。
可见,身为中央官员的罗惇曧,也毫不含糊地写下了义和团和清兵狼狈为奸,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实际上干的却是抢劫清政府高官的事情,在罗惇曧的笔下,有以下的清廷高官,都遭到了义和团的抄家和洗劫:
1、贝子溥伦;
2、大学士孙家鼐;
3、大学士徐桐;
4、尚书陈学荼;
5、阁学贻谷;
6、副都御史曾广銮;
7、太常陈邦瑞。
这还不算,义和团还将延绵几里地的北京民居,洗劫一空,而且还放火烧屋,夷为平地。
其中,甘军(清军的一支部队)士兵伙同义和团,闯进大学士、礼部尚书孙家鼐的家中,实施抢劫,将孙家鼐的儿子,除了一件短袖衣服之外,全部剥光。兵匪们还用步枪,顶着孙家鼐的腰部,逼迫他交出金银首饰。孙家鼐为了活命,只好把家中的珠宝首饰,全都交了出来。
当年在刑部,还有一位官员名叫“李希圣”的,也写了一篇同名的资料《庚子国变记》,在这册资料中,李希圣还记录了清廷高官那桐、许景澄也遭到义和团抢劫的事实:
“是曰,遣那桐、许景澄往杨村,说敌兵,令无入。遇拳匪劫之,景澄几死”。
这一类的历史资料,实在是列举不尽。总之,史料已经很清楚地记录着: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不但抢劫洋人,而且还抢劫大清国的老百姓,而更荒唐的是:义和团连清政府的高官,也是照抢不误。
这些,都是在“扶清”的旗号下所做的事情。
亲历了义和团运动的日本人植松良三,也写下了同样的记载:当年,义和团的团员,大多来自于农村,见识不广,他们之中许多人,没有见过“金”和“铜”。在当时的天津城里面,有一家和英国太古公司有生意来往的商店,名叫“联茂号”。义和团以“勾结洋人”为罪名,将“联茂号”洗劫一空。当时,“联茂号”的墙上镶嵌着许多铜牌,铜光闪闪,义和团没有见过铜,以为那是金子,于是,他们将这些铜牌全部掀了下来、据为己有。
打着爱国的旗号闹事,火中取栗,抢劫发财,这种事情被民间一些流氓地痞看在眼里,他们也眼红了,觉得当义和团有利可图,于是,京津一带,象雨后春笋一般,冒出了许多假冒的义和团,并且引来了义和团首领之一的张德成的查处。
根据史料《天津一月记》的记载,义和团首领之一的张德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天津假团太多,我特来查拿。”
例如,在当时的河北易州,有一个名叫“张玉山”的人,假冒义和团、敲诈紫荆关的富户张芝华。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平民百姓,化装成义和团、“公”报私仇、趁乱杀死自己的仇人。
甚至,清军士兵也有穿上义和团的衣服、假冒义和团、参与抢劫老百姓的财产。
为什么造反?答案往往不在于口号,而在于实际上干了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