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令狐楚病危，来信催促，李商隐才急匆匆赶去。那么，从李商隐及第到接到急信催促前去兴元，经历了九个多月的时间。如果说前两个月应酬活动多无法离开，然后先回家看望母亲是天经地义的话，那么从家回到长安后，令狐楚又多次来信催促前去，李商隐就应该去兴元。令狐楚当时是节度使，需要人才，急切催促邀请李商隐，而且随着催促李商隐信件的发出，其病情也逐渐恶化，这样盼望心情可想而知。但李商隐并没有尽可能快点去，而是在长安逗留，这难免使令狐楚不愉快，而一直护理服侍令狐楚的令狐绹当然会有想法，这也是人之常情。应当说，令狐绹对于李商隐的不满意，应当从这时开始。在令狐楚丧事办完后，李商隐便到泾原王茂元幕府完婚并入幕。

　　其实，令狐楚死后，李商隐就婚王氏并加入王茂元幕府，可能并不是李商隐和令狐绹矛盾隔阂的主要原因。因为令狐楚死后，便不可能招聘李商隐了，而令狐绹本人在当时也不可能出任节度使、观察使或防御使，当然没有招聘任用幕僚的权利，就没有理由不让李商隐进入他人幕府。至于婚姻，那是李商隐的自由，令狐绹可能也不会有太多的想法。令狐绹心胸肯定有点狭窄，但还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因此，令狐绹和李商隐隔膜的起因就是李商隐及第后，令狐楚多次催促他前去入幕，李商隐却迟迟不动身，也没有明确态度，尤其是令狐楚患病并不断加重，而李商隐还迟迟不去，这确实令人生气。假如李商隐娶的不是王茂元女儿，令狐绹可能也会生气，故裂痕之产生在这里。李商隐娶王茂元之女可能是加重了这种裂痕的程度。

　　至于令狐楚如何看待这期间李商隐的表现我们已无法知道了。但从令狐楚死前急召李商隐并让他代替自己写遗表的举动看，令狐楚对李商隐感情很深，极其信任爱护，没有丝毫嫌隙，这是肯定的。至于对李商隐迟迟不到，可能在盼望中也许会有一些不满与怨艾，具体情形我们无法知道。李商隐后半生的人生机遇主要与令狐绹有关。

　　令狐绹与李商隐年龄虽有一定差距，令狐绹比李商隐年长十八岁，《旧唐书》《令狐楚本传附令狐绹本传》“十三年，以本官为凤翔尹、凤翔陇节度使，进封赵国公，食邑三千户，卒。”[18]又据《唐诗大辞典》吴在庆先生所撰“令狐绹条”云“七十八岁卒”。咸通十三年是872年，如果以七十八岁逆推，令狐绹生在794年，李商隐生在812年[19]，令狐绹则长李商隐十八岁，但毕竟属于同辈人。是令狐楚一步步将李商隐培养起来，是令狐绹极力向主考高锴推荐，李商隐才金榜题名。而李商隐及第后虽然也给令狐楚先后写来两封信，并说要来，但几个月过去，却一直也不见李商隐前来。从令狐绹立场来看，父亲病重，盼李商隐到来望眼欲穿，直至病入膏肓时人方到。对于这一点，令狐绹应该很生气，这可以理解。任何人都会不快，区别只是程度而已。至于后来李商隐“背恩”的说法，应该指这种情况，不是李商隐就婚王氏并加入王茂元幕府。如果用平常心来看待这件事，令狐绹的这种怨恨心理和看法也有一定道理。

　　我们再从李商隐方面来看。笔者不是为李商隐辩护，也没有必要辩护，而是要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从李商隐一方来设想。李商隐在及第前一直很抑郁苦闷。场屋连续失利，爱情生活也没有着落，“东风无力百花残”。在大和九年到开成元年期间，李商隐简直如同在炼狱，是人生最困难时期，无论科举道路上还是个人爱情生活方面都感觉非常压抑苦闷。所以及第后，这种压抑之感得到完全的释放，他需要入仕，更需要婚姻，因此在这两个方面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属于人之常情。

　　已经二十六岁的李商隐确实到了成婚年龄，而且家庭责任也很重，这样他努力寻求解决婚姻问题便是很正常的。他及第以及要回家都给恩师令狐楚汇报，表明他对令狐楚的尊敬与热爱。可能因为机会难得，故他抓紧时间搞定自己的婚事也没有什么不对。问题是李商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令狐楚身体状况会那么糟糕，更想不到会很快就去世。如果能够想到这一点的话，李商隐无论如何也会先去看望令狐楚的。从李商隐角度来想，恩师身体本无大碍，以后岁月漫长，自己还可以尽力报答老师的深恩。等他到达兴元看到恩师弥留时，一切为时已晚，无论怎么后悔也来不及。历史不能假设，如果令狐楚再活一些年，李商隐的人生道路可能就不会那么坎坷。令狐楚很快去世，实际等于加重了李商隐的错误，同时也失去了解释和补救的机会。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冷静客观看待这件事情，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李商隐没有想到恩师的身体会那么糟糕，故延迟了去看望，虽然有一定原因，但还是很不妥当。可谓“欲报恩而师不待”，当时李商隐的处境，就是如此尴尬。

　　但如果说李商隐“背恩”，“忘恩负义”则过于严重。李商隐从来没有忘记令狐楚父子对自己的恩德，在诸多文章诗歌中都表露过，不必举例。从令狐绹角度来看，父亲病入膏肓，思念李商隐，而李商隐就是迟迟不到，他能够理解父亲盼望李商隐的心情，越理解便会对李商隐不满，这种心情和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

　　简言之：令狐楚几次召李商隐入幕，李商隐迟迟不到，令狐楚病重，李商隐还是迟迟不到，在半年多时间里都如此。这是令狐绹和李商隐感情隔阂的开端，也是误会的缘起，后来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与此有关系。尤其是李商隐在开成三年春参加博学宏词考试，先被周墀、李回二先生录取，后被一“中书长者”黜落，并说“此人不堪”，更直接源于此。关于此事，刘学锴先生有不同看法，在《李商隐传论》中明确说：

　　这位中书长者，冯浩以为必令狐（绹）辈相厚之人，张采田也同意此说。这是因为冯、张都认为商隐入王茂元泾原幕、娶王氏女在先，试宏辞在后，故因入茂元幕娶其女遭到令狐绹及与令狐相厚的牛党中人的嫉恨，将其黜落。而实际上，是商隐试宏辞在先（开成三年初春或仲春），入王茂元幕在后（暮春），娶王氏女则更在其后（详下）。因此，冯、张的说法既无任何实据，亦与实际情况不符。中书长者究竟是谁，亦难考实。[20]

　　如果从逻辑上推论，冯浩与张采田先生的观点是可取的，刘学锴先生的观点则令人有很大困惑：先生强调李商隐博学宏词考试在先，而娶妻王氏与入王茂元幕在后，故其被黜落与娶妻入幕没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李商隐开成三年参加博学宏词考试遇到的挫折与“牛李党争”没有关系。如果这样，那么那位中书长者到底因为什么说“此人不堪”？除娶妻与入幕外，李商隐还能有什么不堪？这个问题不解决，依然无法解释。

　　先生认为李商隐考试在前，而入幕与娶妻在后，如果从办理手续上看可能是这样。但没有正式入幕和结婚不等于没有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如前所述，李商隐在本年夏秋两季，主要是求婚议婚于王氏，并可能到过王茂元幕府，故迟迟没有到兴元令狐楚幕府去。虽然没有正式举行婚礼和正式入幕，但到过王茂元幕府并有入幕意向，求婚并订婚这些举动，与令狐楚患病却迟迟不见人影之行为相对照，这才是令狐绹生气并疏远李商隐的原因。因为有这种感情上的隔膜，令狐楚刚刚去世，令狐楚亲朋故旧一定多去问候，令狐绹难免流露出一些不满的情绪，才会出现中书长者的话和黜落的残酷现实。

　　可以确定，在开成三年春夏，李商隐娶妻王氏并加入王茂元幕府，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其订婚议婚则是在开成二年夏秋之季，在李商隐赶赴兴元看望令狐楚病之前，于是才会发生这种不愉快。也就是李商隐在开成二年夏秋之际积极求婚王氏与有意加入王茂元幕府而未能及时前去兴元令狐楚幕府之行为与开成三年考博学宏词被中书长者黜落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是李商隐与令狐绹裂痕的开端，也是李商隐“一生襟抱未曾开”的起点。

　　--------------------------------------------------------------------------------

　　①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96年，第2021页。

　　①《上令狐相公状》七篇，分别作于大和六年、大和七年、开成元年十月、开成元年冬、开成二年正月、开成二年三月、开成二年夏秋间。

　　[2]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一），中华书局，2002年，第106页。

　　[3]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一），中华书局，2002年，第433页。

　　[4]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一），中华书局，2002年，第115页。

　　[5]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一），中华书局，2002年，第118页。

　　[6]《旧唐书·令狐楚传》一七二卷，《二十五史》（五），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缩印本，第4014页。

　　[7]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一），中华书局，1996年，第187页。

　　[8]《通典》（四），中华书局，1988年，第4518页。

　　[9]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一），中华书局，1996年，第198页。

　　[10]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96年，第203页。

　　[11]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96年，第208页。

　　[12]《旧唐书·文宗本纪》卷十七，《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缩印本，第3552页。

　　[13]《旧唐书·文宗本纪》卷十七，《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缩印本，第3552页。

　　[14]《旧唐书·文宗本纪》卷十七，《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缩印本，第3552页。

　　[15]《旧唐书·杨虞卿传》卷一七六，《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缩印本，第40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