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商隐与令狐绹关系是李商隐生平研究中的焦点之一，二人关系出现过问题是共识，但裂痕之缘起究竟为何，二人各有多少责任，都需要仔细分析。本文指出；二人之裂痕并非因为李商隐娶王茂元女儿并入其幕府之结果，而是在过程中的失礼。

　　李商隐研究尤其是生平研究，重点在当年“牛李党争”的政治局面以及李商隐本人的表现。关于李商隐与“牛李党争”的关系以及与令狐绹的矛盾纠葛，清初朱鹤龄在《笺注李义山诗集序》中有一段话，专门评述李商隐和令狐绹关系之裂痕的原因：

　　夫令狐绹之恶义山，以其就王茂元、郑亚之辟也。其恶茂元、郑亚，以其为赞皇所善也。赞皇入相，荐自晋公，功流社稷，史家之论，每曲牛而直李。茂元诸人，皆一时翘楚，绹安得以私恩之故，牢笼义山，使终身不为之用乎？绹特以仇怨赞皇，恶及其党，因并恶其党赞皇之党者，非有其憾于义山也。太牢与正士为仇，绹父楚比太牢而深结李宗闵、杨嗣复。绹之继父，深险尤甚。①

　　诚如朱鹤龄所言，李商隐一生人际关系的转折点确实就是在开成初娶王茂元女儿为妻并入王茂元幕府以及在宣宗初年进入郑亚幕府这两件事上。但“非有其憾于义山也”的结论不准确，令狐绹对于李商隐是有憾恨的。但憾恨的原因不是娶王茂元女儿与入幕，而是半年多没有去探望病重的令狐楚。这是很细微的事情，需要我们仔细斟酌揣摩。二人关系裂痕的起点就在开成二年。

　　一、令狐楚父子有大恩于李商隐

　　开成二年，李商隐及第后的一些表现尤其是积极求婚王茂元的行为引起令狐绹以及牛僧孺党人的不满，说他“背恩”。乍看此事，好像令狐绹等人心胸过于狭窄。其实我们一定要还原当时的具体情况，还原的越接近真实越细致越便于我们看清楚事情的真相，也越容易理解各自的心情与做法的缘由。简单概括说，双方都有责任，但责任各有大小，性质也不一样。

　　李商隐在人生道路上遇到的第一位关键人物令狐楚对他有知遇之恩，而且终身不渝。令狐楚不但在今体文即骈文方面是他的老师，而且从生活到仕途都给他以很大的帮助。李商隐在十八岁的时候，便被令狐楚聘任为幕僚，是没有任何出身的白衣巡官，所谓“将军樽旁，一人衣白”。李商隐人生的第一官职是令狐楚给的，这对于任何人都是最重要的，是内心最为感激的，而对于九岁丧父的李商隐来说，在内心深处将恩师视为父亲也是很自然的事，高山仰止，大恩深重，因此《奠相国令狐公文》才那样饱含深情，血泪俱下。

　　李商隐开成二年进士及第，也是令狐楚之子令狐绹鼎力推荐而成。令狐绹如此努力推荐李商隐，是否是令狐楚的暗示不可而知，但令狐绹身后如果没有令狐楚这样的靠山恐怕也难以成功。令狐楚、令狐绹父子对于李商隐确实恩重如山，这是没有疑问的。李商隐也是非常清楚的，他大和六年到开成二年一组共七篇上令狐楚的状文也将这种感激一再重复。[1]

　　就在李商隐参加开成二年的考试前，还收到令狐楚送来的金钱，为其能够体面地参加考试提供经济资助。《上令狐相公状之四》记载了这件事：

　　伏奉月日荣示，兼及前件绡等。退省孱庸，久尘恩煦。致之华馆，待以喜宾。德异颜回，箪瓢不称於亚圣；行非刘实，薪水每累於主人。束帛是将，千里而远。蕴袍十载，方见於改为；大雪丈馀，免虞於偃卧。下情无任捧戴感励之至。[2]

　　从“蕴袍十载，方见於改为；大雪丈馀，免虞於偃卧”两句看，李商隐用这笔钱买件袍子，原来的破旧袍子已经穿了十年，参加考试时能够体面一点。并且用“袁安卧雪”一典引出自己在大雪寒天可以出门活动，免得蜷缩在家里的情形。这样写不完全是夸张，北宋陈师道因为衣旧不耐寒，又不肯跟自己的连襟赵挺之相借，在参加重要活动中冻病，其后身亡，就是一例。这足以证明令狐楚的救济确实为李商隐雪中送炭。且李商隐能够金榜题名，完全仰仗令狐绹的推荐。这一点，李商隐非常清楚，而且丝毫不隐瞒。他在《与陶进士书》中说得很清楚：

　　故自大和七年后，虽尚应举，除吉凶书及人凭倩作笺启铭表之外，不复作文。文尚不复作，况复能学人行卷耶？时独令狐补阙最相厚，岁岁为写出旧文纳贡院。既得引试，会故人夏口主举人，时素重令狐贤明，一日见之於朝，揖曰：“八郎之交谁最善？”绹直进曰：“李商隐”者。三道而退，亦不为荐托之辞，故夏口与及第。然此时实於文章懈退，不复细意经营述作，乃命合为夏口门人之一数耳。[3]

　　二、李商隐及第后首先向恩师报喜

　　李商隐及第后，第一件事是立即向恩师令狐楚报告，《上令狐相公状》道：

　　今月二十四日礼部放榜，某徼幸成名，不任感庆。某材非秀异，文谢清华，幸忝科名，皆由奖饰。昔马融立学，不闻荐彼门人；孔光当权，讵肯言其弟子？岂若四丈屈於公道，申以私恩，培树孤株，骞腾短羽。自卵而翼，皆出於生成；碎首糜躯，莫知其报效。瞻望旌棨，无任戴恩陨涕之至。[4]

　　兴奋的心情和感恩的激动充满了字里行间。本状当是李商隐及第后写的第一封信，刘学锴、余恕诚两位先生考定此文作于“开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稍后”的判断很准确。两个多月后，李商隐基本完成了新进士集体活动的各项程序，回济源看望母亲，临行前再给令狐楚写信告知行期以及解释不能立即前去兴元令狐楚幕的理由。《上令狐相公状六》有所交待：

　　前月七日过关试讫。伏以经年滞留，自春宴集，虽怀归若无其长道，而适远方俟於聚粮。即以今月二十七日东下。伏思自依门馆，行将十年；久负梯媒，方沾一第。仍世之徽音免坠，平生之志业无亏。信其自强，亦未臻此。愿言丹慊，实誓朝暾。虽济上汉中，风烟特异；而恩门故国，道里斯同。北堂之恋方深，东阁之知未谢。夙宵感激，去住彷徨。彼谢掾辞归，系情於皋壤；杨朱下泣，结念於路歧。以方兹辰，未偕卑素。况自今岁，累蒙荣示，轸其飘泊，务以慰安。促曳裾之期，问改辕之日，五交辟而未盛，十从事而非贤。仰望辉光，不胜负荷。至中秋方遂专往起居未间。瞻望旌旄，如阔天地。伏惟俯赐照察。[5]

　　将后两封信涉及的日期归纳一下，便可以看出李商隐在开成二年整个春季的活动主线。即正月二十四发榜，二月初七到吏部进行关试，三月二十七回济源。

　　在李商隐兴高采烈参加及第新进士的各种活动并给恩师连续写两封信的时候，令狐楚正在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使任上。《旧唐书本传》载：“开成元年上巳，赐百僚曲江亭宴。楚以新诛大臣，不宜赏宴，独称疾不赴，论者美之。以权在内官，累上疏乞解使务。其年四月，检校左仆射、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使。”[6] 可知令狐楚是在开成元年四月出任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的。此时到任已经一年，并曾几次聘请李商隐为自己幕僚。但李商隐因为“北堂之恋方深”，因此“东阁之知未谢”，因惦念老母亲，所以暂时不能到恩师那里去。从“况自今岁，累蒙荣示，轸其飘泊，务以慰安。促曳裾之期，问改辕之日，五交辟而未盛，十从事而非贤。仰望辉光，不胜负荷”几句来看，可知在本年，令狐楚已经几次邀请李商隐入幕，并曾经督促其尽快前去。令狐楚再度出任节度使，当然需要人才，而他对李商隐非常了解，感情很深，将近十年的师生之情，令狐楚对李商隐的期待和盼望是可以理解的。

　　李商隐信中说得很清楚，及第后的各种应酬程序全部完成后他急于回济源看望母亲，因此暂时不能前去兴元。“至中秋方遂专往起居未间”，到中秋时节有可能前去。这应该说没有什么，于情于理都很正常。但不知什么原因，李商隐到秋天并没有到兴元去。在令狐楚病重之际急召李商隐，李商隐是从长安疾驰前去而不是从济源。

　　三、李商隐回长安后亦没去看望令狐楚

　　李商隐是在春末回济源省亲，在家不会逗留很长时间。夏天便可回到长安，但他没有去兴元，而是一直留在长安进行社交活动，谋求婚姻与仕进。下面我们便从其诗文来考察其在开成二年进士及第到去兴元看望令狐楚这段时间李商隐的行踪。

　　从其诗中可以考知，李商隐在本年发榜后回济源之前曾经到韩瞻豪宅作客，并写《寄恼韩同年时韩住萧洞二首》：“帘外辛夷定已开，开时莫放艳阳回。年华若到经风雨，便是胡僧话劫灰。”“龙山风雨凤楼霞，洞里迷人又几家。我为伤春心自醉，不劳君劝石榴花。”[7]关于这两首诗，注家说法不一，对于时间地点的看法都有不同意见。从内容和表达情感看，应作于《韩同年新居饯韩西迎家室戏赠》之前。如果这点成立，那么本诗之写作当在李商隐春末回家之前。从“帘外辛夷定已开”诗句推断，本诗写作在二月间。当年正月二十四放榜，二月初七吏部关试完。本诗之作应在吏部关试之后，商隐回家之前这段时间比较合理。如果这样，地点可能就是长安，是王茂元在长安城中为韩瞻建造的新居。

　　因为如果在泾原的话，离长安毕竟有一定距离，据杜佑《通典·州郡三》“安定郡：去西京四百八十七里，去东京一千三百八十里。”[8] 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府治所在泾州，即安定郡安定县县治，距离长安四百八十七里，每天按照百里计算，单程需要五天，往返则要十天以上。在新进士放榜后，活动非常频繁，有许多活动是集体性质的，如送喜报、谢座主、拜宰相、杏园探花宴、大雁塔题名、曲江池欢庆大会等这些必须的节目，此外，还有许多宴会名目，大相识、次相识、小相识、闻喜、樱桃、月灯、打球、牡丹、看佛牙、关宴等。前面五种活动是全部新进士都要参加的，后面十种活动一般也都要求参加。这么多活动一般要在两个月左右时间完成，前后十五种活动，两个月才六十天，平均四天左右就要有一次。可以知道，李商隐三月二十七离开长安到济源去，那么本年的曲江池欢庆大会一定在此之前，应该是二十五日比较合适。所以韩瞻和李商隐在二月都不会离开长安到泾原去，因为根本不可能有十多天的时间，故这两首诗在长安创此作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