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寅年

　　1980年夏，正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胡德平与几个大学同学一起拜访了舒成勋。历史学科班出身的胡德平，对这类历史题材抱有天然的兴趣。当天，胡德平等人与舒成勋从上午10点半一直聊到中午12点。中午他们回城吃过饭，想想不过瘾，又杀回舒老家，一直聊到晚上6点多。与舒成勋的谈话，一下子让胡德平对曹雪芹在香山的生平活动产生了不可抑制的兴趣。从此，他便成为“故居说”最有力的支持者。

　　如今已在北京收藏界赫赫有名的“片儿白”——白明，当年还是民族大学的一名大学生。由于业余学满文，他经人介绍成为了胡德平的助手。白明至今仍记得第一次见到胡德平的情景：“他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脚下一双旅游鞋，骑着个自行车，风尘仆仆的。”当时，胡德平在香山已经考察了两年多，一是要寻访曹雪芹在香山活动的遗迹，再有就是考察清初香山地区的驻军情况。那段时间他经常从城里骑自行车到香山，3年骑坏了6辆自行车。

　　清初香山的驻军情况与曹雪芹故居有何关系？说来话长。当时学界对于“正白旗39号是不是曹雪芹故居”的争论，主要集中在题壁诗中的“丙寅年”上。如前所述，有清一代只有四个“丙寅年”，与曹雪芹生活年代相符的只有乾隆十一年。反对者的论据是，正白旗39号原是健锐营的营房。健锐营始建于乾隆十四年，这所旗下老屋自然不可能早于乾隆十四年。因此，此“丙寅年”不可能指的是乾隆十一年，而应是嘉庆十一年，甚至更晚。

　　胡德平不同意这种观点。他翻阅典籍发现，早在康熙十六年，康熙皇帝就在香山一带建立了行宫。到了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又把香山行宫改建为静宜园。既然香山一带自清初就有行宫，那么这里就不可能没有驻军和营房。正白旗39号的旗下老屋，很可能是健锐营成立之前就建在这里的香山驻军的营房。健锐营成立后，这些营房与健锐营合并了。

　　这一推测有没有证据呢？白明告诉记者，他与曹雪芹纪念馆的元老之一严宽在挂甲塔发现的一块康熙禁碑证实了此说不虚。1983年左右，他与严宽来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废村，村里唯一的住户李阔亭老人给他们展示了一块碑。白明至今清楚地记得碑文：“山前龙脉之地，奉旨永禁开窑。若有光棍偷挖，立时解拿，按律治罪。”落款：“康熙四十四年八月×日。西城兵马司。”白明说：“这个‘西城’可不是今天西城区的‘西城’。清代西山一带归宛平县管，这一带的驻军就是西城兵马司。”找到了“西城兵马司”的禁碑，“乾隆十四年以前，西山一带无八旗驻防”之说也就站不住脚了。

　　据樊志斌告诉记者，1977年文博大家张伯驹也曾探访过正白旗39号。他看过题壁诗的照片和舒成勋家中的文物后说：“我不是研究《红楼梦》的，只是研究书画文物以考证历史。按发现之书体、诗格看，断为乾隆年代无疑。”张伯驹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丙寅年”就是乾隆十一年。

　　樊志斌对记者说，考证正白旗39号到底是不是曹雪芹故居，牵涉的问题极多。其中既牵涉曹雪芹何时生，何时死，在北京的经历，何时到西山等问题，还牵涉清代的八旗制度，清人写诗的习惯等问题，非一两句话能说清。

　　由于曹雪芹的生卒日期没有文献记载，所以学术界都是以死推生。敦诚为曹雪芹写的悼亡诗有云：“四十年华付杳冥”。据此，周汝昌先生认为，曹雪芹去世时应是40岁，由此推算，他应当生于1723年前后。也就是说，雍正六年曹家被抄家时，曹雪芹年仅5岁。不过，曹雪芹的另一位朋友张宜泉的诗中又称曹雪芹“年未五旬而卒”。“四十年华”和“年未五旬”，前后相差了八九年之多。樊志斌则认为，曹家档案中曾记载，康熙五十四年曹家有一妇人有孕，由身份推断，这个妇人可能是曹雪芹的母亲。曹雪芹应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前后。这样推算，曹家抄家后举家遣返北京时，曹雪芹应当为13岁左右。“一个5岁便家道中落的孩子，怎么可能写出《红楼梦》里的繁华景象呢？作者必然是经过见过的。”樊志斌说。

　　那么，曹雪芹何时到西山的呢？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一书中认为，曹雪芹应该是在乾隆二十一年前后来的西山，理由是乾隆二十二年敦诚赠曹雪芹诗云：“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着书黄叶村”。吴恩裕则认为应在乾隆十九年之前，因为《南鹞北鸢考工志》中提到乾隆十九年年关，于叔度曾冒雪到西山给曹雪芹送过年货。

　　樊志斌则认为，曹雪芹在雍正末年就已经到西山了。雍正十一年曾发生过一起老平郡王敲诈绥赫德的案子。老平郡王是曹雪芹的姑父。绥赫德是接替曹家任江宁织造的人，曹家被抄之后许多家当都被皇帝赏给了绥赫德。绥赫德卸任回京后，老平郡王曾以缺钱花为名派人向绥赫德要了五千两银子和一些从曹家抄没的古董。后来此事被雍正皇帝知道，因为平郡王福彭当时正得皇帝赏识，所以此案糊里糊涂地变成了绥赫德向老平郡王行贿。绥赫德还因此被发往北路军台效力。绥赫德之子受审时透露：“曹家人往老平郡王家行走”。清代“行走”是当差之意。樊志斌认为，当时曹家在平郡王家当差的男丁可能是曹雪芹，而老平郡王又是在为曹家拔份，曹雪芹与此案难脱干系。他说，虽然雍正皇帝没有追究老平郡王的责任，但是曹雪芹很有可能因为此案从平郡王府出来了，为躲风头，可能在这前后住到了西山旗营。此后，曹雪芹可能在城里和西山都有家。因此，题壁诗写于乾隆十一年也就不奇怪了。

　　“拙笔”是谁？

　　即便曹雪芹确实在乾隆十一年之前已经住在西山，怎么就能断定正白旗39号就是曹雪芹故居呢？既然正白旗39号的题壁诗都出自“拙笔”之手，那么这间旗下老屋会不会是“拙笔”的故居呢？许多人都提出类似疑问。

　　“拙笔”是谁，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胡德平、舒成勋、孔祥泽等人认为，“拙笔”就是赠曹雪芹对联的鄂比。据当地传说，鄂比是正白旗人，人称醉鬼鄂三，为人见义勇为，急人之难。他虽然文化不高，但擅长绘画，是曹雪芹在西山时期的密友。“拙笔”、“鄂比”，似乎存在一种谐音。张行书箱上“拙笔写兰”几个字，跟题壁诗中“拙笔”的签名极为相似。既然“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疏亲慢友因财而散世间多”是鄂比送给曹雪芹的，那么他就极有可能把这副对联题在曹雪芹家的墙壁上。

　　同是“故居说”的支持者，樊志斌却不认为“拙笔”是鄂比。他认为，“拙笔”就是曹雪芹本人，墙上的题字都是曹雪芹写的。“如果‘拙笔’是鄂比，他怎么能在朋友家题一墙的字呢？这说不通呀！”樊志斌对记者说。

　　曾经双钩过曹雪芹自序的孔祥泽老先生却不同意这一观点。他对记者说，正白旗39号墙上的字出自两人之手。其中大部分是“拙笔”写的，只有铲下来碎片上的个别字是曹雪芹的。“拙笔的字是台阁体，好学。曹雪芹的字根本学不了。他的草书是章草，章草跟我们现在的今草不一样，它是汉隶的草书。曹雪芹擅长在瓷上写、在漆上写，他用一根很长的笔探到物件里面去写、去画。那没有功力根本不行。要说墙上的字都是曹雪芹写的，那是吹牛。”孔祥泽说。

　　然而，2008年一次笔迹鉴定的结果，却与孔老的观点相左。2008年底，为曹雪芹纪念馆拍摄专题片的摄影师王全利，把公安部物检中心专家李虹介绍给曹雪芹纪念馆。作为笔迹鉴定专家，李虹曾为许多刑事案件作过鉴定。曹雪芹纪念馆把题壁诗原件、《南鹞北鸢考工志》“曹雪芹自序”的双钩摹本和张行家书箱“五行书目”的原件都提供给了李虹。经过几天的鉴定，李虹给曹雪芹纪念馆出具了鉴定意见。鉴定称：正白旗39号题壁诗所有诗文，皆为一人所书，不存在多人并书的情况。正白旗39号“题壁诗”、书箱“五行书目”和《南鹞北鸢考工志》“曹雪芹自序”三者笔迹一致，为一人所书。

　　记者比对“自序”双钩字迹和“题壁诗”字迹后，觉得二者之间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对此，李虹解释：“一个人从初学写字，到临帖，再到最后成为一名大家，前后几十年中字体有很大变化，但是其中有些稳定的东西是变不了的。文字鉴定与一般的书法鉴赏不同，它有一整套科学理论，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

　　“故居”还是“纪念馆”

　　关于“正白旗39号到底是不是曹雪芹故居”的争议虽然还很炽烈，但在胡德平、海淀区委和北京植物园的努力下，1984年，“正白旗39号”老宅整修完毕。工作人员不但按照正白旗营房原有的规制，用老料把“正白旗39号”重建了，而且把铲掉的字也按照原来的大小位置重新复原了，但到了为纪念馆题名时，却出了一个小插曲。

　　由于当时白明跟溥杰关系不错，所以大家委派他去找溥杰题字。白明记得，摆好了笔墨纸砚后，溥杰题写了“曹雪芹”三个大字。可写完这三个字后，溥杰坐在椅子上抽起烟来。当时还是毛头小伙的白明纳闷地问：“二爷，您怎么不写了？”溥杰若有所思道：“歇会儿。”歇了一会儿后，溥杰把烟一掐，把写好的“曹雪芹”三个字团了，重新铺上纸，大笔一挥写了“曹雪芹纪念馆”六个大字。白明对记者说：“我一看就傻眼了。大家让我来求的是‘曹雪芹故居’，这怎么成‘纪念馆’了？我说，二爷，这我没法交待呀！可是溥杰什么也没说。”

　　果不其然，一同为筹建“曹雪芹故居”忙活了好几年的严宽等人一看“曹雪芹纪念馆”几个字就不干了。他们埋怨白明说，“故居”和“纪念馆”可不一样，纪念馆建在哪儿都行，故居就这一个呀！白明感到没完成任务，又找到溥杰。溥杰对白明说：“我不是红学家，我没有权力写‘故居’，请体谅我这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