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戌本《红楼梦》第一回中，脂砚斋的眉批有云：“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壬午除夕”，即1763年2月12日。照此推断，今年是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

　　曹雪芹与《红楼梦》是中国人永恒的话题，几乎每一次有关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新发现都能引起人们的极大热忱。四十多年前，在香山发现的“正白旗39号”旗下老屋的题壁诗，当时便在红学界乃至整个华人圈引发了一场“地震”。“正白旗39号”到底是不是曹雪芹故居？曹雪芹何时来到西山？他的生卒年和生平经历如何？这些问题，自从老屋题壁诗发现后，便经久不衰，至今没有一个定论。

　　西轩题壁

　　1971年，刚从北京二十七中退休的舒成勋回到香山正白旗39号的老宅居住。舒成勋祖上是正白旗舒穆鲁氏，他家已经在这里世代居住了二百多年。此时，这所老宅已千疮百孔，连北房西头单间的檩条都断裂了。闲来无事，舒成勋决定好好拾掇拾掇这所老房子。一个惊人的发现，就在1971年4月4日这天横空出世了。

　　4月4日，舒成勋进城办事，他的老伴儿陈燕秀独自在家收拾西屋，准备修房。搬床时，陈燕秀一不留神，把西墙的灰皮碰掉了一块。此时，她隐约看见，墙皮剥落的地方有墨笔写的字迹。陈燕秀十分好奇，她试着把墙皮一点点揭下来，没想到字迹越揭越多。半天工夫，大半扇西墙的灰皮都被她揭掉了。看着满墙的字迹，陈燕秀有点儿六神无主了。当时，正值“文革”中期，她不知道这满墙的字迹会不会给自家惹来麻烦，便不敢再往下揭了。

　　掌灯时分，舒成勋从城里回来。一进家门，舒成勋的老伴儿和大哥就火急火燎地把他拉到西屋墙边。舒成勋看到，墙上写满了字，而且字句布局有序，排列整齐。有的是长方形，有的是扇面，有的是菱形。他仔细一读，发现这些字迹是诗词和对联，并且还有两处落款——“拙笔学书”、“学题拙笔”。

　　舒成勋的祖辈一直在旗营中做武官，只会骑马射箭，别说写诗了，连汉话也不常说。这墙上的诗是谁写的呢？舒成勋百思不得其解，一夜未得安眠。

　　第二天一大早，他又跑到小西屋去研究墙上的字。舒成勋后来回忆，墙上的字迹面积大概占整面西墙的60%，除了高处边缘被烟灶熏得有些发黑外，其他字迹都清晰完好，墨色如新。他数了数，墙上共有6首诗和一副对联（后文物部门考察时又发现一首诗）。其中写在墙面正中央的菱形对联最为引人注目：“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疏亲慢友因财而散世间多。”横批：“真不错。”

　　舒成勋让外甥郭文杰把题壁诗一一拍照。然后，他赶紧把家中发现题壁诗的事报告给了街道。虽然不知道题壁诗是谁写的，但舒成勋隐隐感到，这可能与曹雪芹有关。

　　1963年的传说

　　把题壁诗与曹雪芹联系在一起的，正是那副写在西墙正中央的菱形对联。其实，曹雪芹在西山写《红楼梦》的传说，一直在世居西山的旗人中间流传。只是直到196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些传说才被学术界和公众知晓。

　　1963年3月，中国新闻社记者黄波拉到卧佛寺附近的龙王堂看望同乡好友冯伊湄。闲谈中，黄波拉提到了文化部正在举办“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活动”。冯伊湄突然想起，自己的丈夫——画家司徒乔曾经有个学生叫张家鼎。张家鼎说，他的父亲张永海知道许多关于曹雪芹的传说。

　　黄波拉把这个消息带回到北京城。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遗产》编辑部找到了着名红学家吴恩裕，希望吴先生能到香山访问一下张永海。为了方便记录，吴恩裕邀请吴世昌、周汝昌、陈迩冬等学者一同前往。

　　当年张永海整60岁，是蒙古旗人，清末从八旗高等小学毕业。他家从清初就世代居住在香山门头村正黄旗军营中。张永海的父亲张霙泉少时喜欢编唱莲花落，能唱整本的《红楼梦》。从小张永海就从父亲那里听过许多关于曹雪芹的故事。

　　张永海说，雍正年间，曹家抄家后，从南方回到北京，住在东城的老宅里。曹雪芹因是皇族内亲，所以当过内廷侍卫。大约在乾隆十一年到十三年，曹雪芹不知道为什么不干了。后来，他又在右翼宗学当过“瑟夫”（即教师），在那里认识了敦诚、敦敏兄弟。因为跟同事合不来，乾隆十六年前后曹雪芹离开宗学，住进香山正白旗专心写《红楼梦》。

　　他住的地点在四王府的西边，地藏沟口左边靠近河的地方。那儿今天还有一棵二百多年的大槐树。因为曹雪芹是内务府旗人，所以他拿每月4两银子、每季一担米的俸禄。那时，有一个叫鄂比的旗人与曹雪芹关系很好。鄂比能背着讲出全部《红楼梦》的故事。有一次，曹雪芹到亲戚家借钱，人家不借给他。鄂比就送给曹雪芹一副对联：“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有，疏亲慢友因财绝义世间多。”乾隆二十年春天下雨，曹雪芹住的房子塌了。因为曹家是被抄家的人，所以房子塌了也没人帮他收拾。鄂比帮曹雪芹在镶黄旗营北上坡碉楼下找了两间东房住下。

　　后来，曹雪芹的生活越来越穷，有时只能全家喝粥。但他什么都不管，只是一心写《红楼梦》。头发长了也不剃，穿着一件蓝布二褡裢（即没有领的蓝布大褂），福字履，腰里常围着一个白布包袱，包着纸笔，不管走到什么地方，想写就写，听见别人谈话里有好材料，马上就记下来。有时候跟朋友喝着酒，突然就离席跑回家写《红楼梦》。因此，好些人都管他叫“疯子”。乾隆二十八年中秋节他儿子“闹嗓子”死了。曹雪芹伤心过度，天天跑到儿子坟上去哭。除夕那天，他也伤心而死。曹雪芹死后，人人都说：他和他儿子的死日子，占了两个“绝日”，一个是八月节，一个是除夕。

　　听了张永海说的传说，吴恩裕大为惊叹。这则传说，涉及的内容极广，几乎包括了曹雪芹回到北京直至逝世的全部生活。传说中有些能与已发现的史料相互佐证，有的还从未在文献中看到过。关于曹雪芹和他的儿子都死于乾隆二十八年，一个死于八月节，一个死于除夕的细节，吴恩裕认为，极有参考价值。父子俩都死于两个特殊的日子，这非常好记，在众口相传的传说中是不会被记错的。

　　吴恩裕等人做完采访后，张永海之子张家鼎把父亲说的传说，写成了一篇小文发表在《北京日报》上。直到这时，在西山旗人中流传了二百多年的曹雪芹传说，才被公众知晓。

　　值得注意的是，张永海讲的传说中提到鄂比送给曹雪芹的对联：“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有，疏亲慢友因财绝义世间多”，与舒成勋家墙上发现的对联有三字之差。而且从对联的对仗而言，舒家墙上的对联还显得更为工整。北京曹雪芹纪念馆馆员樊志斌向记者强调：“舒成勋家发现对联是在张永海讲的传说公之于众8年以后。传说和实物起到了互相佐证的作用。”

　　争议初起

　　舒成勋家发现题壁诗后，有关部门很重视。5月13日上午，社科院接到民盟中央的电话，希望社科院能派个专家给鉴定一下。当时，红学泰斗俞平伯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于是社科院便让红学家吴世昌前去考察。

　　令舒成勋失望的是，吴世昌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是这所旗下老屋与曹雪芹无关。吴世昌在《调查香山健锐营正白旗老屋题诗报告》中写道：“题诗者并不署名，只写‘偶录’、‘学书’、‘学题’，可知是抄录他人的诗。从其抄错的字，可知他并不懂得做诗的技巧——平仄（例如‘底’误写为‘低’），他本人文理亦不甚通顺，他所欣赏选录的‘诗’都很低劣。他的书法是当时流行的所谓‘台阁体’，软媚无力，俗气可掬。录者大概是一个不得意的旗人。这些题诗，一看即知与曹雪芹无关。”

　　吴世昌提到，曹雪芹的诗在好友中颇负盛名。虽然他流传下来、确实可靠的只有题敦诚《琵琶行》传奇的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但只从这两句诗也能看出其卓然不群的神韵了。敦诚说他“诗追李昌谷”，绝非溢美之词。

　　此外，吴世昌还注意到，一则扇形题诗记有“岁在丙寅清和月下旬”字样。有清一代，只有四个丙寅年，即康熙二十五年（1868年）、乾隆十一年（1746年）、嘉庆十一年（1806年）和同治五年（1866年）。康熙二十五年曹雪芹还没出生，嘉庆十一年曹已经过世四十多年，如果题壁诗与曹雪芹有关，只可能是乾隆十一年（1746年）。而吴世昌认为，根据传说和史料，乾隆十一年曹雪芹还没有移居西山。因此，题壁诗绝不可能与曹雪芹有关。

　　俞平伯看过吴世昌的报告后，深以为然。他在文后附上的《俞平伯附书》中写道：“我没有去西山实地考查，读了吴世昌同志的报告，非常清楚。壁上的诗肯定与曹雪芹无关。虽是‘旗下’老屋，亦不能证明曹氏曾经住过。吴的结论，我完全同意……”

　　樊志斌对记者说，后来有人考证墙上的诗的确不是曹雪芹做的，不过要说这些诗很低劣，那也有些委屈。经考证，这些诗大多出自雍正年间由浙江总督李卫主持修纂的《西湖志》，还有的出自《东周列国志》和唐伯虎之手。至于抄录者为什么要改变其中的字句，樊志斌说：“中国文人改前人的诗是很常见的。有可能是他认为写得不好，有可能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情感，也有可能是为了躲避文字狱。《红楼梦》中‘留得残荷听雨声’，就是改自李商隐的诗句‘留得枯荷听雨声’。相比起来‘残’字要比‘枯’字有味道多了。”

　　红学家的鉴定，令舒成勋有些沮丧，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只能用匪夷所思来形容。6月9日，北京市文物考古队竟然派人把舒成勋家的题壁诗给揭走了。当时舒成勋不在家，当他回来只见屋中留下一条小坡炕和一堆一堆的黄土墙皮、碎灰片。对于这一幕，舒成勋在回忆文章中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既然认为题壁诗与曹雪芹无关，又为什么要揭走呢？樊志斌说：“只能说当时正值‘文革’，国家正常的行政机构已经停摆，人们的思维方式都不能用常理来解释。”直到1984年曹雪芹纪念馆开馆，题壁诗的原件才被送回纪念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