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爱，又是具体的，感性的、有温度的、能够具体触摸到的。譬如惠儿娘给惠儿父亲所做的舒适可脚的鞋；给九斤日常生活中的诸如吃穿上的关怀；给孤儿们的食物等等。

　　正是因为上面所说的三个原因，所以，惠儿娘能够坚定地固守基于自己个体生命上的感受，去除种种神圣“观念”的遮蔽，譬如不顾及“贞节”文化的强大压力，与九斤相好。譬如在土改、大跃进、“文革”中，能够不被各种神圣“观念”所动，坚守着她在私己性空间中对他人的爱。这种坚定不移的建筑在个体生命私己性空间的爱是朴素的，但在这朴素中，却散发着“神性”的光芒，却能够如西方现象学所说，去除一切观念的遮蔽，直达事物的本质。

　　在《羊》中，我们时时可以看到，梨花庄的女性们如银宝婶、天胜娘，甚至九斤、银孩等男性，她（他）们在私己性空间中对身边乡亲、亲人的各种关护，其实就是惠儿娘影子在她（他）们身上浓淡不等的分布。女性是爱的化身，而这种爱，又往往是以一种感性的具体的形式，体现于一个一个具体的个人的私己性空间。陈亚珍通过对惠儿娘及与惠儿娘类似人物形象的塑造，让女性的这一自身特点，非常鲜明、强烈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

　　三

　　对女性与社会、历史关系的拓展与丰富，是这部小说能够成为新世纪中国女性长篇小说写作新进展的又一个标志。这种拓展与丰富，不仅仅体现在将女性的命运置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年代、土改、公社化、三年大饥饿年代、文革时代、经济改革时代所构成的历史长河中，从而使作品具有了广阔的社会、历史空间，具有了厚重的社会、历史内容，虽然在这方面，作品的叙写是十分成功的，可以言说之处多多，但这些，在其他的长篇小说中，毕竟程度不同地也都有所体现。陈亚珍的这部作品，在对女性与社会、历史关系的拓展与丰富上，给我们提供的新的认知经验是，作者将对女性自身特点的深入探究、新的开掘，与对中国革命、政治、传统文化、转型期的现代文化的新的认识，作了有机的深层的逻辑关联。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革命的公共性与个体生命的私己性之间的关系。仇二狗带领着家乡的三十五个乡亲投身革命，为革命立下了赫赫战功，但用惠儿娘的话说：“你把全村三十五个男人带走，回来的只有你一人。我眼睁睁看着那些死者的女人，跳井、上吊、寻死觅活，她们孤苦无助。是你把她们的依靠带走的”。作者没有正面去写这三十五位战士的英雄事迹，却用主要的笔墨写了这三十五个失去丈夫女人的悲苦命运，由此强调了一向被我们所忽视的革命的公共性下被牺牲的个体生命的私己性。这种被忽视，或者是有意的被忽视，还体现在仇二狗对女儿惠儿的冷漠上，用惠儿的话来说就是：“爱国家爱人民光荣，难道爱你的女儿就可耻吗？”正是因为这种被忽视及对这一被忽视的合理化、神圣化，使仇二狗尽管自己也饿得吃土坷垃块吃得胃大出血，但他所领导的县“别说一县人，就说梨花庄死了多少人？”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惠儿娘建筑在个体生命私己性空间的私己性，对用整体名义吞噬一个一个个体的整体的虚无性的颠覆与解构。仇二狗的大哥对此一针见血地指责仇二狗：“在这一点上，你连惠儿娘都不如”。

　　第二，革命与“妇人心”的关系。革命就是要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但对旧世界的破坏，往往与前述“妇人心”的宣泄能够形成一致。所以，我们在小说中看到，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无论是土改，还是大跃进，亦或是“文革”，久妮婶永远都站在前列，并且成为运动的骨干分子。其后继者玉米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她那貌似狂热革命的内心深处，难道不是她那急欲实现、宣泄的“妇人心”么？当这种革命又是以虚无的整体名义来吞噬个体生命时，当这种革命又鼓励、刺激、培养了久妮婶及她们的接班人时，久妮婶们的飞黄腾达飞扬跋扈与惠儿娘们永无出头之日的苦难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赵树理、孙犁都曾站在农民或者人道的立场上，多次强调并写出了在各种运动中，在农村，总是一些流氓无产者站在运动的前列，由此造成了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严重不纯，陈亚珍则进一步超出了阶级分析的范畴，从“妇人心”与历史变革的关系这一角度，写出了何以如此的更为深层的原因。如果说，中国的历史是一部苦难的历史，那么，陈亚珍在描写了苦难的形态、沿革时，进一步地揭示出了中国苦难历史的“苦源”何在。或者说，揭示出了“苦源”之一种吧。

　　第三，事情还远远不止于此。在分析久妮婶形象时，我曾经指出过，久妮婶最初也是作为受害者的，但在对施害者的“复制”中，久妮婶因此获得了神圣的光环，并因了这神圣的光环，一方面使自己占据了“制高点”的位置，一方面，在内在与深层中，掩藏了自己的卑劣与龌龊。说内在，譬如与拐英全的偷情，譬如那浸泡着历史与性欲的男性生殖器模型。说深层，譬如那对压抑许久的情欲的变态的“象征”式宣泄。这一“复制”与“光环”的过程，久而久之，就成为了一种传统，成为了一种文化，成为了一种符号，成为了一种隐喻。在这一传统、文化、符号、隐喻面前，既有久妮婶这样的人，如小说中的县委书记莫应丰，也有在贞节牌坊面前自尽以显示自己“贞节”的人，如小说中在大跃进中的县长仇二狗。对久妮婶、莫应丰们的批判是必须的；对在贞节牌坊面前自尽的人，对仇二狗们的反省也是应该的，但更重要的或许是，对传统、文化、符号、隐喻的重新审视。

　　四

　　基于前述两点而对女性自身存在形态、意义的追问，也体现了这部小说在新世纪女性长篇小说写作中的新进展，这一追问，可以小说主人公的形象及其对自己身份的追问为代表。

　　这部五十万字的小说，是以女主人公作为鬼魂向人间追问自己的身份为线索来贯穿几十年历史沧桑风云变幻中女性的命运与存在形态的。作为鬼魂向人间的追问，既表现了鬼魂对人间的依恋，也体现了鬼魂的不能为人间所容纳，而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因为女主人公是个“没祖鬼”。“没祖”，也就意味着不知道自己／女性来自何方；意味着不知道自己／女性是谁；意味着在现实社会中没有自己／女性的身份、位置。

　　女主人公对女性自身存在、社会身份的追问，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通过社会、历史与女性命运的血缘关系来体现的：在小说中，女主人公是一条给人间趋吉避凶的小花蛇转世，这或许象征着冥冥之中的对女性本体意义的先验设定。这一本体意义在现实社会中的消失，是与社会、历史的构成形态密切相关的：在小说的天问部分，是战争；在地问部分，是政治运动；在人问部分，是商业经济大潮。如果说，在战争阶段，由于战争的残酷性，对女性的扭曲——三十五位失去丈夫的女性的悲苦命运，还有一定的不可避免性，一定的合理因素的话，那么，由于将这一缺失合理化、合法化，且将之神圣化，在政治运动中，对女性的扭曲就日益变本加厉，日益将缺失变成了埋葬女性的陷阱。当女性的这种被扭曲走向极端时，对女性的扭曲就以另外的一种形式出现，这就是小说中所写到的商业经济大潮中，以玉米为代表的女性之恶欲的狂热泛滥。这就是在社会、历史演化进程中，非常合乎逻辑的对女性的的扭曲与损害。在这样的一种对社会、历史与女性存在形态关系的追问中，作品揭示了女性存在形态的生成性，并以此构成了对社会、历史形态的批判，且在这一批判中，体现了女性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相比较面对商业经济大潮所构成的价值动荡中，当今社会中不绝于耳的对传统的美化，对过去的留恋之声，女性在对自身存在形态、意义的追问中，所体现的对人对社会对历史的追问深度与力度，是足以让许多人感到汗颜的。

　　在对女性自身存在、社会身份的追问中，以惠儿娘为代表的女性是一个最为重要的存在。如前所述，惠儿娘依凭女性个体生命的感性经验，对“整体”用各种名目、面貌吞噬个体生命的历史法则作了坚决的拒绝。但让惠儿/女性对此感到困惑的至少有两点：第一，惠儿娘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了自己受屈辱受压迫的地位，也不能因此而使自己所关护的对象受到真正的保护，这从惠儿娘一定要把惠儿送到惠儿父亲处即可得到证实。因之，惠儿/女性对惠儿娘所体现的女性的存在形态、意义，并不是完全给以认同的，这从惠儿一直不认可存在形态、意义上与惠儿娘同构的九斤作为自己的父亲也可以得到证实。第二，惠儿娘/女性对惠儿父亲/男性的认可，也是惠儿/女性所心存疑惑的，因为这使女性成为“第二性”变得自觉化、合法化、合理化了。但当男性作为社会、历史法则的形象代言人出现时，在男性的形象系列中，作为个体感性生命的女性，是无法找到自己的“对象化实现”的，这正是惠儿娘对惠儿父亲苦苦期待而最终而不可得的原因所在，这也正是惠儿对父亲的苦苦追寻而最终而不可得终于成为“没祖鬼”的原因所在。

　　西方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可以说自己不是什么，但却说不出自己是什么。这构成了女性对社会、历史、人的存在形态的批判的彻底性，但也使女性成为没有自身家园的无可皈依的“孤儿”，但女性正因此而使自己的存在成为了对此岸世界构成神性召唤的彼岸世界。陈亚珍笔下的惠儿对女性存在形态、意义“没祖鬼”的追问意义正在于此。

　　中国的女性写作，在接受了西方女性主义的启迪之后，以日益本土化的成熟呈现出了自己的风姿。陈亚珍的这部长篇，以太行山特有的厚重、质朴、本真、丰富，使这一风姿在愈益令人目不转睛时，更加令人心神不宁，不得不去思考那些令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所在。至于本文所言，大概最多只能是一孔之见了。

　　《文艺争鸣》2012年9期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