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孔子思想的系统研究，我们可以认识到：孔子洞悉了世界本原，真正解答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把宇宙观和历史观统一起来，认为人的思维能力和水平是人类历史运动的最大前提、最大动力、最大成果，形成了古代世界观条件下最正确的哲学思想。他对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管理模式的思路分为两个有机部分，第一部分体现真理原则：透彻认识世界本原，以天命作为唯一的指导思想，尊奉对天的信仰；尊崇天人合一的仁者，只有树立文化的绝对权威，民族思想才能形成凝聚力、向心力、号召力和战斗力，这是由文化的本质决定的，也符合社会运动逻辑和大众的认知习惯；施行礼治，礼是符合绝对真理的人、社会、国家的行为规范，齐礼才能辨是非、序尊卑、分重轻、别进退、知荣辱、明爱憎，复礼才能达仁；倡学重教，培育君子阶层，君子阶层具有品德上的纯洁性和思想上的先进性，是社会历史运动的引领者。这一部分思路可以概括为“奉天明道，尊圣立魂，齐礼达仁，致思求真”，其指导思想是：社会管理的实质是不断改进人的主观世界从而逐渐深化对宇宙绝对真理的认识，实现一定条件下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辩证统一，从而实现社会和谐有序；社会管理的立足点、着力点、落脚点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其实现途径是洞悉真理的圣人指引先进阶层，先进阶层引领人民大众，人民大众整体世界观的进步又推动对一定条件、一定范围的突破，从而开展在新的条件、新的范围下的思想和社会运动。第二部分体现价值原则：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之要在于为广大人民谋利益；还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持进取包容的态度看待人生和历史。这是反映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地方，体现了对历史发展道路和方向的正确把握。孔子思想中和谐稳定的上层建筑模式就是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融合，当然他也清楚这一模式构筑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朝更国亡频繁，但在社会管理方面，有几样东西始终没有变：一是对天的信仰没有变，二是对孔子的尊崇没有变，三是礼法兼治的政治体制没有变，四是尊儒重教、开科取士的人才培养选拔机制没有变，五是为政以德、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没有变，六是进取包容的历史态度没有变。此六条是古代中国社会管理的骨架，是中华文化繁荣永续的内在禀性和机制保障。前四条体现中华民族对真理的准确探索和遵循，后两条体现对价值观的正确抉择和把握，其底层思想概括起来说就是宇宙真理决定历史、知天哲人发现历史、先进阶层引导历史、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就是传统中国道统的内核，也就是传统文化所展现的科学历史动力系统。这也从实质层面揭示了孔子的世界观确实代表了传统文化的世界观。

　　真理一旦被人民掌握，就获得创造历史的力量。古代中国社会遵循“奉天尊孔、齐礼致思、据德持进”的核心管理模式，把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融合起来，创造了波澜壮阔、灿烂辉煌、连绵不绝的伟大文化。其他文化由于没有完全理解科学历史动力系统，要么发展缓慢、停滞不前甚至消失，要么另起炉灶、断续发展，缺乏社会的普世性和历史的统一性。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虽然首先从现象层面推翻了古代世界观，并在对绝对真理的探索过程中取得了伟大而丰硕的成果，但并未完成对绝对真理的认识，因而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和谐稳定的社会管理模式至今仍未建成。应当看到，古代中国核心管理模式由于具备方法论和认识论方面的科学性，因而对现代中国仍然具有传承价值。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3]现代中国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一以贯之的境界，再依据本体论的改变情况，在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对古代中国社会管理模式进行现代世界观的、社会主义的改造，重建科学的历史动力系统，以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完全实现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应当认识清楚的当代历史方位。

　　伟大思想家：不可或缺的历史要角

　　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从来就离不开先进阶级、先进政党的领导，先进阶级、先进政党的发展从来就离不开精神导师的指引，精神导师的天纵高明之处就是对真理的洞明。通观古今中外，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的文化代表人物，都有它的精神导师，譬如孔子之于传统文化，耶稣之于基督教文化，释迦牟尼之于佛教文化，穆罕默德之于伊斯兰文化，马恩列毛之于现代文化。思想巨人看问题的高度、广度、深度、精细度都大大超越常人，他们能够看透事物的整体、本质和基本关系，运用客观规律正确处理复杂事物，人们依照思想巨人所指引的道路前进，付出的代价最小，行走的路径最短，花费的时间最少，巨人的思想就如巍峨矗立的灯塔，使人们提升视眼，开阔胸襟，释疑解惑，明晓道路，统一思想，获得依归。

　　我们所要开创的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所处的内外环境即便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关联性、复杂性、艰深性、紧迫性，祖宗不足法，海外不足取，能否成功，首要取决于我们的思想理论创新，取决于我们对事物把握的完整性、深刻性和准确性。通观当代种种难题，我们不缺解决问题的强烈愿望，不缺展现问题的知识材料，不缺解决一般性问题的将才，但缺少对全局性问题的洞见力，缺少整体性解决问题的帅才，面对人类巨大而迫切的生存危机和思想困惑，思想理论界呈现群龙无首、纷争无解的尴尬局面。“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4]，中华民族必须实现民族思维和民族精神的伟大创新、伟大变革、伟大跨越，而能够引导我们实现此宏伟目标的，只能依靠伟大的思想家。思想理论的突破实质是人的突破，伟大思想家从来就是不可或缺的历史要角，历史大转折的当代迫切需要、强烈呼唤伟大的精神导师。

　　人类在对宇宙真理进行探索的过程中还有很多未知领域，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当时代需要伟人的时候，就会产生伟人。2500年前的“轴心时代”，互不相通的东西方文明同时出现了思想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大转折，伟大人物群星璀璨、震烁古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同样产生了许多思想科学文化伟人，恩格斯曾高度评价文艺复兴：“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5]近代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极大的得益于一批以孙中山、毛泽东为代表的伟大人物。伟人总是在时代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古今中外，概莫如此。正因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代能够产生伟大人物，特别是伟大的思想家。遵循一般的历史规律，中华民族的复兴，必然是在精神导师指引下的复兴；世界和谐与人类永生，必然是在精神导师指引下的和谐与永生。

　　然而，有一个问题务必引起我们足够的警醒和重视：当伟大思想家出现时，我们准备好了吗？人类思想认识总是具有一定惯性，历史上诸多伟大思想，在开创初期往往被当作是奇谈怪论甚至是异端邪说，人类每一次实现思想伟大跨越，莫不要经历巨大磨难、艰辛斗争，历史反复表明，真理之所以能够坚持到最后，往往是因为各种谬误无法前行。我们这个时代，同样存在伟大的思想能否面世、传播、尊奉、弘扬的问题。意识形态创新的本质特征是突破与超越，伟大的思想既遵循常识，又必然超越常识，而被“常识”武装惯了的人们，能够理解、宽容常识的超越吗？迫切需要真理的人们是否具有辨别真理的自觉、视野、胸怀、智慧和逻辑呢？是否存在化解亘古未有之困局的亘古未有之伟大篇章不能被发表传播的莫大的民族悲哀？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思想需要伟大的读者。“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能不能产生伟大思想是思想家的事，而伟大思想能不能被理解、发表、传播那是思想理论界的事，能不能被采用、尊奉、施行那是政治家的事。“遇到对的人，一切都变得简单了”，思想理论界务必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务必切实落实中央关于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号召，尽快建立发现伟大思想家的氛围、渠道和机制，务必给追求真理、“仰望星空”的人以足够的空间和舞台，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敞开思想理论突破的大门，才给解决问题留下希望。

　　客观地分析当今国情、世情，党和国家有深化改革的坚定意志和浩大力量，人民群众有深化改革的迫切需要和强烈呼声，中华文化有化解危机的内在秉性和历史经验，世界范围内也有对中国模式的期待，政治稳定，经济雄厚，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精神文化、政治体制、社会管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生态和谐等和平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如果能有伟大思想家洞悉寰宇、框定天下、指引未来，创建通贯一切的哲学，和人民一起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终极设计”的深化改革总体方案，则中国就能较快地走出困惑困顿困囧的局面，压力变为动力，危机化为生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浩荡洪流就能够突破天堑雄关，必将波澜壮阔、气势磅礴地奔向人类科学发展的光明未来。

　　文化复兴的实质：实现基于科学认识的主客观世界的辩证统一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宇宙存在的绝对真理控制宇宙包括人类的运动，由于宇宙事物本身的无限性及人类整体认识的渐进性，使人们对绝对真理的认识和把握，只有通过人类生命的无限延续才能实现，只有通过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才能达到。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对绝对真理的认识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但绝对真理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向绝对真理的接近也是无条件的，任何真理都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人类在不断探索宇宙奥秘的过程中获得两种能力，一是认识世界的能力，主要体现就是思维能力和水平的进步，这是虚能力；二是改造世界的能力，主要体现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这是实能力。两种能力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类不仅在认识上而且在实践上越来越接近绝对真理，这正是人类进步的内在动力和根本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