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古代中国不同，古代世界其他地方包括古代西方的社会主流认为是神创造了世界，宗教信仰在古代西方长期占据统治地位。

　　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揭示了地球不过是宇宙中一粒尘埃，人类是由古类人猿进化而来的，生物进化乃至地球形成演变是一个漫长的规律性过程，形成了现代世界观，从而推翻了古人对世界本原的认识，迫使宗教和儒家走下统治地位。现代世界观在西方是在与宗教的直接斗争中不断发展定型的，对近代中国的致命打击是：至高无上的天猛然间坍塌了，自上而下的道猛然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天尊地卑、皇权天授”猛然间成了断了根的朽木，中华民族猛然间失去了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猛然间失去了作为精神家园的根基。近代中国的落后最根本的原因和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对天和道认知的落后，晚清以来的持续社会大变革归根结底就是探求对天和道的科学认知。

　　必须以最宏大的视野看到，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是人类探索世界本原过程中最伟大的突破和跃进，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具有最伟大的划时代意义：在此以前，人类都以为大地是无限的，在此以后，人类方看到地球是有限的；在此以前，人类对世界本原的探究主流是基于经验认识的逻辑推测，在此以后，对世界的认识开始走上科学；在此以前，最正确的哲学也因天地上下关系不能转化而无奈地包含着逻辑矛盾，在此以后，为完全不具有逻辑矛盾的哲学提供了可能。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撼动了儒家、宗教的世界观基础，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人们常说的“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际上就是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给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带来的浩大变局，这个浩大变局的根本要求就是中华民族必须科学探究世界本原，解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完整、彻底、准确地建立与客观世界相统一的世界观体系。

　　近代以来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 们以现代世界观为基础建立了自成一派的世界观体系，使人类对世界本原和宇宙真理的认识渐次深化。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人类对世界本原和宇宙真理的认识一直是不完整、不彻底的，完全适应现代客观世界的世界观体系并未建成，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打破了旧信仰，但并未建立本原意义上的新信仰。马克思本人对其哲学的定位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现在，人类巨大的生存危机和思想困惑表明：只有认识准世界、解释清世界，才能改造对世界。自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以来，人类在实践上极大地改造了世界，在科学上极深地认识了世界，现在到了不得不在哲学上极真地解释世界的时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新的历史定位，必须完整、彻底、准确地认识世界本原和宇宙真理，从而完全科学地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世界观是政权存在、繁荣和永续的法理基础，必须把这个讲全了，讲透了，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性才能神圣天然、无可辩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找到根基、骨架和神韵。必须坚定树立对宇宙绝对真理的信仰，以完全明晓共产主义理想。

　　必须深刻认识到，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对古代西方和古代中国的世界观的改变是不同的，对以神为本原的宗教是颠覆和否定，对以天为本原的儒家只能是倾覆和超越。古代中国认为天是万物之父，地是万物之母，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乃至当代科学也只是对这个世界本原论证更全面、更深入、更准确、更清晰罢了。因而，应当清醒地看到：现代世界观天然地、牢固地建立在古代中国世界观基础之上；现代世界观并不是对古代中国世界观进行否定和抛弃，而是对其继承和发展；现代世界观与古代中国世界观之间并不是断裂的鸿沟，而是抬升的阶梯。这是构建和谐文化、复兴中华民族必须觉醒的基础认识问题。作为本身就是系统化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所当然地应该对世界本原问题进行完整、彻底、准确的解答，理所当然地应该全面深刻广泛地阐述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这个划时代的世界观变革对全人类最根本最浩荡最深远的作用和影响，理所当然地应该在继承传统、遵循科学的基础上开创自身蜕蛹化蝶般的原创性发展，健全完全适应现代世界观的哲学理论，从而引导中华民族和人类拨开浩大变局的迷雾，走向晴空万里的永恒未来。

　　理解实体文化性质的途径：识定文化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

　　当代中国文化大体分三类：现代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革命文化）、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哲学也是如此三类。哲学上打通中西马，文化上构建和谐文化是根本的战略任务。就历史表象而言，肇始于“五四运动”的现代文化是以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面目出现的，给人们造成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是分割、断裂关系的认识。十七大六中全会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这是政治上的认识，亟待哲学上的证明。

　　构建和谐文化在时间上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性、紧迫性说明文化建设等不得、轻不得；另一方面，考察文化形成规律，一种新文化成熟定型需要漫长的时间，另起炉灶的方式不能满足时代急需，必须是在经历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原有文化基础之上的更新再造，文化建设慢不得、错不得。如何妥善解决两方面的压力？唯有把和谐文化根植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基础之上，从整体上、性质上把握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依据宇宙真理，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进行适应现代世界观的通融更新再造，才能保证文化建设的正确性、快速性，才能为民族复兴赢得极为宝贵、极为必要的战略时间。

　　显然，在理论上认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性质，并证明两者具有共通性，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必须解决的、十分紧迫的根本课题。我们谈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其前提和基础就是性质相同，不存在性质相异却有继承、发展的问题。当然，有相同就有不同，现代文化无疑是对传统文化伟大的创新和发展，两者在品质上显现出巨大的差异性。性质是定性的问题，品质是定量的问题。

　　然而，如何才能认识到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性质呢？正是由于洞见到文化的本质即是民族的世界观，把文化与哲学统一起来，从而为认识实体文化的性质提供了可能。对于纷繁芜杂的实体文化，我们无法直接去认识，但可以通过文化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去间接认识。这需要明晓文化代表人物的世界观与民族的整体世界观之间的关系。

　　文化虽然是民族的整体世界观，但是不是所有人的世界观相加的总和呢？显然不是。世界观的形成既受客观环境的影响，也受个人的认知能力的影响。在相同的客观环境下，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看法，这就是“见仁见智”；然而，总有一些思维能力较强的人，看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一般人，他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更深刻一些，更准确一些，这就是“英雄所见略同”；个别思维能力极强的人，他的思维水平甚至可以达到极限，他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是基本正确甚至是完全正确的，这样的人，由于代表了民族对客观世界认知的最高成就，所以往往被推崇为民族文化的代表人物。因此说，民族文化的世界观，很大程度上就是民族代表人物的世界观。

　　识定这个世界观上的逻辑关系非常重要。能够代表群体的，当然是这个群体中最先进的人；能够代表社会的，当然是社会中最先进的阶层，社会整体、时代的认识有赖于先进个人、先进阶层的指导、领导，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群体对先进个人、社会对先进阶层又具有反作用，社会整体、时代的认识为先进个人、先进阶层提供认识的来源并促其深化。群体、时代的认识具有整体性、基础性，先进个人、先进群体的认识具有系统性、本质性，先进个人与群体、先进阶层与社会整体之间在认识上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一定的世界观条件下，正是由于先进个人在思想认识上代表了民族的正确方向和最高成就，因而才成为文化代表人物，这是历史的基本逻辑，是打开认识实体文化性质之门的不二钥匙。正是基于这个规律，可以确认：孔子是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毛泽东是现代文化的代表人物。

　　说孔子是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这是经过两千多年历史的检验，无可争辩。说毛泽东是现代文化的代表人物，原由在于：从实践上说，毛泽东是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主要奠基者；就理论贡献而言，毛泽东哲学思想是迄今为止我党指导思想的最高哲学成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唯物辩证法。对于唯物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有大量重要观点但并没有进行专门、系统的论述，列宁在《哲学笔记》里有较多阐述特别是指出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根本性但也没有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证，只有到了毛泽东，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才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特别是《矛盾论》是最早系统解释、全面发展对立统一规律的著作，代表了自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以来世界范围内哲学研究的最高峰，典定了迄今为止我党指导思想的最高哲学逻辑。如果说《共产党宣言》是中国共产党最伟大的思想旗帜，那么两论就是最伟大的思想武器。

　　但是，不得不看到，即便是《矛盾论》也没能把唯物辩证法完整、彻底地阐释清楚：《矛盾论》正确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哲学问题，但是没有系统地论述矛盾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这一最核心、最抽象、最复杂的问题，由此造成对一些重要的哲学问题没有论及，对个别问题??（如事物发展的动因）的论点和论证也有商榷之处。应当看到，由于哲学思想的根本性、内核性，毛泽东的功过和其他重大理论篇章都统帅于两论所体现的思维能力和水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实践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伟大成就，就是从实践和政治理论层面羁脱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错误和不足之处，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为了完成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重大历史的实质性总结，正确阐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在的理论逻辑，我们需要回到对唯物辩证法的完整、彻底、准确的研究，必须实现对两论尤其是《矛盾论》的超越创新，并以此对构建和谐文化、和谐社会的理论进行哲学上的探究以便正确推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全人类古往今来的文明成果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史为完整、彻底、准确地阐述唯物辩证法开拓了极为广阔的视野，提供了极为丰富有力的论据，迎来了适宜解答的时机。